医生、药物都不可靠，病人自己更不可靠，我们能不能存活，全仰赖上帝自己。
“2011，将是咱俩挥之不去的痛。”在去年下半年时，我常常这样对妻子说。
自从去年4月21日乐义出事直到如今，每每想起孩子出意外的场景，就感觉像是有把刀子在心上一道一道地划过，身心一下子变得很虚弱，整个人都好像要被抽空了。
后来，翻新约圣经《路加福音》时，读到了马利亚抱着刚出生没多久的主耶稣进圣殿时，西面向马利亚预言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当那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映入眼帘时，我感觉自己的心也被那些文字刺了一下，很痛很痛。而我内心也更加相信圣经对主耶稣幼年的这一段叙述是真实的。因为用“心被刀刺透”来形容丧子之痛，太贴切太真实了。而这种痛，也只有遭遇过类似经历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去年我在博客上写了一系列纪念乐义的文章，有很多网友在博客上发表评论，而我因此认识了两个经历同样丧子之痛的妈妈。相信在这一点上，她们会与我和妻子感同身受。
失去孩子已经够让人心痛了，本想着2011年我们一家的灾难已经到此为止了，却没想到，在这一年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又生病住进了医院，而且一住就是50多天。
虽然这一次确确实实是一场灾难，但是，我得先声明一下，这次生病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讨苦吃。11年的11月，我没有完全遵照医嘱，擅自断断续续地停掉了吃了一年半的抗乙肝病毒的西药，而改吃中成药。结果在完全停掉那种西药的10天后，我每天都感到厌食、恶心。在中医的建议之下，我去抽血化验了肝功，发现自己的转氨酶已经升到了500多（正常值是40以下，而在服用西药期间，我的指标一直正常）。拿到化验单的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在警察与保安的陪同下去了佑安医院（那天是周日），当天下午，我就办理了住院手续。
在这场灾难中，我经历了很多东西。我自己的治病过程非常具有戏剧性，虽一波三折，却有惊无险。而这期间，处处都能看到上帝的看顾和保守。
刚去佑安医院那天，在挂号的时候，警察和保安两人就站在我们不远处，他们的制服引来了不少人侧目。当时，有个小男孩在挂号大厅里到处乱跑，他的妈妈还指着那个警察，大声嚷着：“别跑了，小心警察把你带走。”一听此言，我心头不禁一乐：看看，人民警察在老百姓眼中的形象也就这样了，都快赶上灰太狼了。
挂了一个7元钱的专家号后，我们一行人就上了二楼。在分诊护士的指引下，进了一个叫做中西医结合的诊室。
那个中年男医生看了我的化验单，给我开了一种类似于我以前吃的那种西药。
“这是停药后的病毒反弹，赶紧去一楼买药，拿到后马上就吃一片。”医生说得很干脆，听他的口气，那种药就好像神丹似的，吃上一片病情很快就会好转起来。他把药方子递给我之后，就做出了打发我们离开的架势，准备叫下一个病人进来。
“他用不用住院？”这时，妻子突然冒出了一句。
妻子话音刚落，医生好像想起了什么，急切地回答道：“得住，得住。”立马起身给住院部打电话联系床位。
“他们收一个病人住院肯定会有提成。这年月，医生瞧病，都是听病人的，病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看病看医生，到底是谁看谁呀？”我在心中嘀咕道。其实我们在去医院之前，已经做好了可能要住院的准备，连换洗衣物、洗漱用品都带上了。但是，我对这个医生的表现确实有点诧异，对于住院也有点不情愿了。
那个医生可能是看出了我犹豫的神色，当时还背着我对妻子说：“一定得住院，不是我吓你，以前也有人因为停药而引起肝衰竭的。”
就这样，我在医生的连忽悠带惊吓之下，住进了医院，开始了我曲折惊险的“死亡”之旅。但是，后来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医生当时的举措其实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要不是当时及时住院，我现在可能早就没命了。
入院第一周，我的主管医生仅给我开了几种口服药，每天上午也只是打两袋点滴，而且医生查房时，也很少有主任医师级别的大夫来过问。而这更让我确信了挂号那天的判断：其实我的病很轻，原本不用住院的。而之后的一周，我更是学起了同病房的另外两个病友，每天上午打完点滴之后，就跟医生请假乘公交回家去，第二天早上再赶回医院。一周过去，同病房那个和我病情差不多的病人的转氨酶下降到了四百多，并且已经可以出院了（他也是因为停药引起的病毒反弹，刚住院时转氨酶比我的还要高一百多，而且比我晚住院一周）。于是，在那个病友出院的第二天，我也准备化验一次，并做好决定，如果我的转氨酶也下降到四百多，就去办理出院手续。
但是，没想到的是，化验结果出来后，转氨酶没有下降，反而又升到了六百多。而且更让人苦恼的是，我的黄疸指数也达到了100多，而我刚住院的时候，黄疸指数还是正常的（我当时打电话咨询一名医生，他说乙肝病人出现黄疸，是病情恶化的标志。而黄疸指数的正常值在20以下，100多已经非常高了）。
第二天，主管医生就给我加了好几袋点滴。而且，在医生查房时，好几位医生（包括一名主任医师和一个病房主管大夫）都围在了我的病床前，对我上下其手，又是翻看眼珠，又是敲打肚皮。临出门时，那个四五十岁的女主任，很严肃地嘱咐我说：“从今天起，不能再往家跑了。而且，也不能下楼。”
“是吗？可我今天没在医院订饭啊。连下楼去吃饭都不行吗？”我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能下楼，你顶多只能在走廊里活动一会儿。其他时间都要严格地卧床休息。”医生依然很严肃。
就是从那天起，我在吃饭的时候，也会觉得从胃部到肝部都有点胀胀的感觉，而且只吃一点东西，就觉得很饱了。但是，我当时对自己的病情并不是很清楚。我只是从个人身体的感觉，还有医生的嘱咐里隐约地意识到，自己当时的病情很严重。
医生调整治疗方案几天后，我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再次化验时，转氨酶没有下降，黄疸指数仍然飞速上升，才两三天，就从103升到了160多，之后没过几天，又达到了230。而我对黄疸这一指标并没有明晰的概念，只是后来在我的病情缓和后，才听妻子说，黄疸指数是判断肝衰竭的两项重要指标之一。如果黄疸到了170，凝血项再降低到一定数值，医生就会将病人定性为肝衰竭。而一旦出现肝衰竭，病人只能进行人工肝治疗来维持生命，并等待接受肝移植。
而我的妻子在那一周里，曾被医生叫去签了一次病重通知书，而且医生还发出了对我进行人工肝治疗的一次会诊通知。那几天，妻子为我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其间，除了我的哥哥来北京“出差”，顺便来看我了几次，我的外甥女在医院陪了我几天，其他时间，都是妻子一个人在那里面对病情不断加重的我。后来，我才从妻子那里知道，其实那次我的哥哥是专门来北京看我的，当时之所以说是“出差”，是怕我因听说他是专门来看自己而加重我的心理负担。而这一切，都是妻子的主意。
那些天，我的黄疸指数不断上升，全身上下，尤其是自己的眼白，都变得越来越黄。但是我的凝血功能却一直正常，而且厌食、恶心、肚胀的感觉似乎也在减轻，所以医生始终不能将我定性为肝衰竭。后来，医生又开始怀疑我是因为瘀胆引起的黄疸现象（成语有“肝胆相照”一说，肝功能受损之后，胆囊也会出问题。而肝胆毛细血管阻塞，就会引起胆汁回流到血液，形成瘀胆，从而出现全身黄疸），而出现瘀胆症状，也是肝损伤加重的表现，但比起肝衰竭要轻多了。于是，那位女主任又给我加了一种治疗瘀胆的点滴。
三天后，医生又让我抽血化验了一次（医生说是急查，用来判断新加的那种点滴管用与否）。抽血的那天，正好有两个姊妹来病房看望我。近午时分，我们几个人正在聊天时，主管医生兴冲冲地跑进病房说，我的黄疸指数降到了130多。两个来看我的姊妹兴奋地大叫起来，并且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是啊，这对我和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这一周来，不论是医生，还是妻子和我们小组以及教会里知道我病情的弟兄姊妹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我还听我们小组的一位姊妹说，不只我们教会，外地的好几家知道我病情的教会，都在为我的身体祷告。而现在，大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是的，去年乐义出事，已经让我们一家还有教会里其他许多弟兄姊妹遭受了身心灵的重创。我的妻子在乐义出事之后的八个月里，一直怀疑上帝的慈爱，并不断与他较劲。她不愿意读圣经，更不愿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甚至不能听到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唱赞美诗。而在我这次刚住院的时候，她依然处于这种状态中。直到我出现黄疸，病情加重时，妻子才被医生的一句话惊醒。
医生当时对我妻子说：“我们作医生的，可以给病人用药，但用药后，病人能不能痊愈，全要依靠他们自己。”妻子这才意识到，医生、药物都不可靠，病人自己更不可靠，我们能不能存活，全仰赖上帝自己。于是，她在经历了漫长八个月的旷野之后，只好重新回到了上帝面前，不仅向上帝祷告，而且开始禁食，还到处发短信、打电话呼吁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来为我病得医治祷告。而信实的上帝也垂听了大家的祷告，使我慢慢得以恢复，并在二十天后顺利出院。
后来，妻子告诉我说，如果我在刚住院两周后就出院的话，她一定不会重新回到上帝面前的。她说，我这次出现黄疸，一定是上帝的美意，上帝要借此重新挽回她。
是的，上帝会试炼我们，但他一定不会让我们遭受的试炼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他在我们经受试炼的时候，总会为我们开出路。而且，他也是让万事互相效力的神。我们可能会因为一己的失误而落入灾难，但上帝却会让苦难变成对人的祝福。
2012-2-28 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