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加福音15章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浪子，那个胡作非为最终归回的小儿子。福音书的叙述止于父亲对大儿子的开导之后。但就如同小孩子听故事，我们最后难免要问一句：“那后来呢？”
不妨发挥一下想像力，穿越到那个年代，给故事一个“后来”——
后来，小儿子安心在父亲的牧场工作，成了一个牧羊人。感恩于自己终于可以回到亲爱的老爸身边过上好日子，工作特别卖力，几年后还得了当地牧羊人协会技术竞赛的一等奖。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那个大哥，虽然在老爸安抚下维持着兄弟之间表面的礼数，但总觉得有些隔膜，不那么亲。
这个“后来”，可以叫1.0版本的吧。
还有个2.0版本的。这个版本更厉害了：后来，浪子回家之后，没有当牧羊人，而是苦学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圣经，自学成才当上了牧师，不仅是牧师，还是个名牧，好多粉丝那种——那个年代还不兴叫粉丝，但确实有好多人大老远跑来听他讲道，教堂装不下，专门要扩建。他当牧师当得很不错，很得教区老百姓的爱戴。他还出了好多书，每本都畅销，上排行榜那种（如果那时候有的话），包括自传、布道集、书信集、圣诗集。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家，组织信仰方面的社团，写作出版涉及当时热点政治问题的小册子，支持一个著名的反对当时国策的国会议员，甚至还亲自出庭作证。太传奇了。
最后，还有个3.0版本的。这个版本也有点意思。和前两个浪子不同，这个浪子No.3在归信之前相当的显赫，在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当过国会议员、财政大臣和国防大臣。在政坛混了23年之后，他因伪证罪锒铛入狱，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还加上破产和离婚。这个浪子回家之后，读了神学，成了好几个基督教组织的理事，还当了作家。他写了很多书，包括给前面那个2.0版的浪子写了一本传记。
这本传记，就是《奇异恩典——约翰.牛顿传》。这个约翰·牛顿，就是经典赞美诗《奇异恩典》的作者。
2、向下的螺旋
虽然主要讲的是回家之后的事儿，但之前离家的过程也占了几章的篇幅。可以看到，堕落并不是那么突然的、一下子掉到谷底，而是一条在每一个时间点上看上去都“顺理成章”的一点点向下的滑落。这就是所谓“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
牛顿的起点是正派的中产之家，父亲是船长常常不在家，但这也算是“正常”。母亲敬虔，也很爱他，给了他很好的信仰和情感的底子。转折点是6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婚又生子，家庭的巨变加上父亲的严厉和疏远令他进入顽劣之中。10岁辍学上船，沾染水手的粗俗风气，虽然也有寻求信仰的时候，但总的方向还是在向下。他恶劣到在水手中都登峰造极的地步，船长管不了他，他（很自然地）从皇家海军开除了，被交换去了一条商船，从商船又（很自然地）到了非洲，在那里，他跟从了一个奴隶贩子，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成了这个奴隶贩子和他的非洲情妇的奴隶，沦落到最低点。再次换了老板之后，他的工作就是贩奴，还有堕落的生活：淫乱和巫术。即使后来幸运地被父亲的朋友救出非洲也没有使他改邪归正，到了船上他继续纵酒和荒唐。
在每一个选择上，他都在做着自以为对最好的决定，但每一个决定都在驱使他向下、更向下，一步步落入带着锁链当奴隶的境地，只能吃剩饭和偷挖的根茎，身体虚弱、生病，和福音书中那个吃猪食的浪子没有什么区别。圣经中写的如此真实，他就是那个浪子的化身。
3、教派之争
牛顿的归信很传奇，是在一场海难当中，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之前的信仰底子终于发挥了作用，还加上他在船上读到的属灵书籍和圣经。他终于跪在神的面前。
之后他的工作是贩奴船船长，是一个比较讲人道的船长。由于婚后希望稳定，以及对工作中要看守奴隶的厌恶，他祷告得到一个更人性的职业。上帝回应的方式很奇妙，在1754年，他因病不得不离开这个职业，后失业在家，又到海关当主管。在这个转换的阶段他接触到好几位属灵的导师，包括循道会领袖怀特菲尔德。1758年，他明确得到了圣职的呼召。但到真正得到圣职，却是在1764年，漫长的6年之后。
牛顿好长时间得不到圣职，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奴隶贩子和贩奴船船长，这真令人惊讶。贩奴在那时是正当行业，受法律保护的，如同现在的“国策”一样。英国圣公会排斥他，“是因为他对福音派的热心和与不受欢迎的循道会联系过分密切”。看看那时圣公会对福音派、循道会的抨击很有趣，后者被称为“狂热派”：“所谓的热心……假冒不可思议的启示和圣灵的恩赐……真是可怕之事、极为可怕之事。”“狂热派最终会被真正的宗教所毁灭……一个狂热派分子的性格中……通常都有惹人躁动不安的因素，伴随这一种渴望四处乱行和遭遇艰难的愿望，其目的就是要把人变成信徒。”后来，一位受牛顿影响的学生托马斯.琼斯（后成为副牧师）被导师指责是“专门宣传灵恩、重生和亲近上帝的狂热分子”，他和另外5名学生因为“固守卫理公会（就是循道会）的信条、擅自祈祷、阅读和解释圣经，并在私人房间唱赞美诗”而被校方开除。
当年圣公会里的大人物们，挺像大儿子的，觉得自己是名门正派，对像约翰·卫斯理、乔治·怀特菲尔德这样露天布道、旅行布道，还有布道时激情洋溢的做法非常看不惯，指责他们离经叛道。圣公会的普通信徒也对这些派别充满敌意。这些在教会史上构成了18世纪福音大复兴的教派，在那时还是非主流。牛顿和这些教派的接近，成了他寻求圣职时的污点。那时可想不到，到现在福音派成了主流。
在书结尾的附录中，有一条是关于圣公会两名拒绝授予牛顿圣职的主教的，一位以顽固强硬著称，“因为他不肯为牛顿施按手授圣礼，所以他被遗忘在历史中了。”另一位不仅是主教，还是剑桥的副校长，作者引用了一位诗人为他写的“略欠敬意”的墓志铭：“吉内博士躺在这儿，切斯特的好主教/他吃了一只大肥鹅，无力消化咽气了”。这一条，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作者在引用时坏笑了一下。
牛顿虽然和那些教派接近，但还是坚持寻求圣公会的圣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呼召是站在圣公会一边参与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虽然约翰.卫斯理曾经想让他当巡回布道传道人，他还是谢绝了。这里可以看到牛顿性情中稳健务实的一面，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布道风格并不适合旅行布道，同时妻子也反对他离开圣公会。
看到这儿我想，真的每个人都有神所放的特别位置，约翰·卫斯理固然是神重用的仆人，牛顿也有他的道路。在经历了挫折之后，一些奇妙的转机发生了（具体就不剧透了，看书吧），他终于得到了圣职。
牛顿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他能超越当时一些无益的教派之争，在有了自己的牧区之后，他依然和循道会、浸信会、独立教派、不从国教等派别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请他们来自己的教会讲道。这在他的教区营造出一种合一的氛围，牛顿的好友、助手，诗人威廉·考珀说：“他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的礼拜堂有尖顶这回事，而我们也没在意他们的礼拜堂没有尖顶这回事。”
但牛顿并不是一个抹稀泥的人，他对教派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并不认同浸信会主张只有浸礼才算数的信条。1780年，伦敦发生暴乱，一个新教徒组织带领6万人冲击天主教组织，引起了很大的骚乱，并造成300人丧生，史称“戈登暴乱”，牛顿深感震惊。当有人希望他加入这一同盟谴责教皇时，他拒绝道：“我了解许多教皇陛下，不过我曾经遇到过的最坏的教皇就是自我陛下。”为了支持独立教会的神学教育，他帮助老友威廉·布尔创立了“不从国教学院”，另一方面他写了《辩护书》陈明自己为什么选择圣公会。当有人问他是不是加尔文主义者时，他承认“我的加尔文倾向比别的更多些，但我在著作和布道中运用加尔文主义就像我此时用这块糖一样。”然后他把一块糖投入茶杯并混合。他看重的是以祈祷之心读经，悔改重生，恨恶罪，信赖主的恩典，有单纯正直、温柔怜恤之心，而不看重教派。因此作者说他“在圣公会中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甚至在福音派中，也是自成一类者。”
也许因为牛顿自身特别深刻的得救重生的经历，他对信仰更能抓住本质，即福音对生命的改变。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晚年创立了一个跨宗派的团体，折衷派社团，他们不仅讨论神学上和实践中广泛的问题，而且开创了海外宣教的事工，后来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宣教组织之一。牛顿显然更清楚什么才是要紧之事。（文章来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