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这个时期进行户外敬拜，很容易被政府或其他不了解的人解读为是要参与到当下敏感的政治活动。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基本上没有这种误解的声音；但这一次，特别是在一些外媒的报道中，把守望教会户外敬拜与某种政治运动或某个人的维权活动联系起来的倾向十分明显。对户外敬拜时间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无论是09年还是现在的户外敬拜，时间都不是教会能够选择或决定的。两次都是在有关部门使教会失去室内的聚会场所后，教会被迫做出的一种反应。因为我们不想停止教会的主日聚会；因为我们不想主动地分散聚会。
我们再次表明，守望教会进行户外敬拜，只是出于主日想要在一起进行敬拜这个宗教性的原因，与当下的某种政治运动或某个人的维权活动没有丝毫的关系。而造成教会与政府有关部门冲突的缘由，我们相信政府有关部门也了解，确实不是这一段时间形成的，而是数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是正视所带来的结果。把这个问题放在数年来一个大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就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问题之所在。
自2005年守望教会开始租用写字楼进行主日聚会，到06年教会整合、向政府申请登记，守望教会一直试图成为一个透明的、公开化的教会。这些是中国家庭教会在新时期发展的一种大趋势。随着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的迅速发展，信教人数的增加，信众构成中受教育比例的增加，特别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信徒在大城市中的集中，家庭教会的人数、聚会及治理形式必然会发生变化。其实，向这种公开化教会的转型，从某个方面来说，意味着教会准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及社会服务，准备更多地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合作。
虽然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的存在并不需要政府部门的批准才可以合法存在，但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为了尊重政府与现行的社团登记制度，在不加入“三自爱国会”的前提下，守望教会于2006年7月21日，向北京海淀区政府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递交了“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筹备及成立申请材料”。但2006年8月11日，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出具了《审查意见》，以守望教会“拟任牧师未经依法登记的市宗教团体认定，没有与本社团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为由，“不同意该申请”，并建议与海淀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联系、接洽。随后，教会进行了行政复议，并向国家宗教局上书，阐明教会的立场，但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自此，守望教会向政府的登记以政府不批准而告一个段落。
其实，如果守望教会按照有关部门对《宗教事务条例》的解释，把自己挂在北京市“三自爱国会”下，向政府有关部门登记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遇到今天的聚会场所问题，守望教会可能早就进了所购置的场所之中了。但问题是，作为一个家庭教会，守望教会虽然愿意向政府登记，虽然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自治、自传与自养的本土教会，虽然清楚表示拥护宪法并爱这个国家，但守望教会不愿意在自己的信仰立场上有所妥协；不能够加入一个非教会性质的官方机构，即“三自爱国会”；也不认同有关部门对《宗教事务条例》中有关宗教团体就是指“三自爱国会”的解释；这种解释让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仍然在执行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宗教政策，没有带着面对新时期产生的新问题意识来面对家庭教会的这种新发展，不愿意给家庭教会以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是在为自己所持守的不妥协的家庭教会的立场付出代价，为政府过时的宗教政策不能给家庭教会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付出代价。在这种背景下，家庭教会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以聚会场所的形式爆发出来。
08年守望教会在华杰大厦聚会期间，由于教会的公开聚会，信徒人数增加，引起海淀区宗教部门的关注。借着整顿奥运会前的安全，北京海淀区宗教与公安多个部门于5月11日冲击了守望的主日聚会，试图取消教会在那里的聚会。虽然当时政府部门没有达到取缔的目的，但一年多以后，09年10月，有关部门终于通过各种手段胁迫房东就范而成功地将守望教会从华杰大厦赶了出来。由此导致了09年11月守望教会在户外的两次敬拜。
在09年11月户外敬拜期间，教会曾向北京市民宗委上交了致政府意见书，明确提出通过场所备案的方式解决教会聚会场所问题，但北京市宗教部门除了让守望教会在“三自爱国会”名义上解决场所问题外，对教会的建议没有给予任何积极的回应。第二次户外敬拜后，在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解决的情况下，教会带领层相信了有关政府人员代表政府表达的允许守望教会回到室内进行敬拜的承诺，相信了给政府留出时间就能够解决场所问题的愿望，而于11月15日的主日重新回到室内敬拜。
虽然教会在此期间历经艰难，时常需要不断地更换聚会地点，但我们始终在独自承担着这种需要不断变换聚会场所的不便。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购置自己的聚会场所，更好地解决主日敬拜的场所问题。但2009年12月22日，当教会全额支付了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房款后，却由于政府部门的介入，开发商始终拒绝交付房屋的钥匙，却无法给出任何的理由。从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可以看出，有关部门还是不愿意守望教会能够在室内有一个稳定的聚会，不愿相信教会在室内的稳定聚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样，教会一方面支付了二千七百万的房款却无法使用本当属于教会的场所，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支付高额的租金租用临时聚会的场所。2009年底至2011年初这期间，教会独自承担了所有由于场所问题所带来的聚会的不便，一等就是一年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其结果是，不仅进入教会所购置的场所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教会租用新的临时场所也开始遇到问题。
由于教会所使用的“老故事餐吧”不能够容纳参加教会主日敬拜的人数，同时也因为运营方所承担的可以理解的压力，教会曾分别于2010年5月、8月、以及这次2011年3月三次试图更换聚会的场所，但这三次都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而让教会即使在与酒店方签了正式的合同，也还是无法使用所租用的地方。我们认为，如果其中的某一次介入是偶然的话，连续三次的干涉使守望教会无法有室内的聚会场所，已经是有意地要失信于09年11月向教会的口头承诺，定意要把教会与政府间在场所问题上的冲突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再次显明出来。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后，我们认为，再像09年11月那种口头地许可某个临时聚会场所，这种方式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只能是把问题积压在这里，带来对政府更大的信任危机，造成日后解决上的更大难度。教会这次的户外敬拜，并不是有意地要与政府对抗。教会一方面是在实践我们信仰中不要停止聚会的要求，同时也在等待与政府一起解决问题。这次教会寻求一个更为正式的凭证，或者进入到所购置的场所，其实都是在期待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够站出来，与教会一同面对这新的政教关系的局面，作出一个其可以承担责任的决定，比如教会聚会场所的备案。我们相信，如果政府部门愿意，一定会有神所赐的智慧与魄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要政府部门愿意，一定会与教会一起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虽然使教会在此时失去聚会场所并非我们的选择，但我们还是愿意把这次的冲突看作是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契机，而不再像上次那样简单地滑过，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一直在政府部门的手中。如果政府部门有诚意，带着服务信教公民、为信教公民解决困难的心，那么当下的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并且政府部门也会因此看到，只要教会有一个有保证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自己所购置的场所，教会就会像09年11月一样马上回到室内进行主日的敬拜；由此关于教会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所有猜测都会不攻自破。
愿神帮助守望教会，也使用政府部门，使户外敬拜的问题尽早得到解决。
北京守望教会
2011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