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基督教音乐，但它们并不能划上等号。两者之间有合有分，互相影响。西方文明的“ 两希” 源头之希伯来的音乐传统来源于旧约圣经，经文中记述的音乐主要被用来崇拜上帝。其中，从摩西五经中最出色的一首史诗“ 摩西的凯歌”（又称“ 海之歌”或“ 芦苇海之歌”，为庆祝耶和华上帝战胜埃及的两首诗歌之一，出15：1—18）到大卫王“ 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撒下6：14）；从大卫王及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建立分工明确、声势浩大的圣殿式音乐崇拜到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各自聚集起来在会堂里吟咏诗篇，旧约犹太人的音乐传统深深影响着后来居上的基督教世界的音乐发展。
当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交融碰撞之时，基督教会的建立就容纳了这一切。信徒们在狂热的反对和迫害浪潮中，将自己的歌声和祷告像星星之火般燎原。使徒保罗教诲信徒要 “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弗5：19）。这里，诗章指旧约圣经中的《诗篇》；颂词指配有音乐歌颂上帝的歌词；灵歌指信徒自己有感而发的歌唱，三者都在基督教崇拜中使用。保罗指出用什么来赞美上帝，并要求“ 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林前14：15b）。这些话语都成为教会音乐发展的指南针。公元313 年“ 米兰敕令” 的颁布以及公元325 年尼西亚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教会随着政治地位的扭转开始占据各方面的主导垄断地位。
在一段时间内，犹太教会的传统继续被基督教礼仪吸收：犹太人在会堂崇拜时训练领唱或独唱也成为基督教的规则，唱诗班可以在新的教堂中继续施展才华。音乐因为赞美上帝而被允许存在，教会稳定坚固的高墙使西方艺术音乐起源—— 格里高利圣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延伸和传承保护。
当格里高利圣咏出现时，欧洲古典音乐的大幕正式拉开。中世纪所孕育出的哲学和音乐如同夜莺的歌声飘荡在所谓“ 乌云黑暗” 的上空，这个时代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宝藏。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为了统一宗教礼仪，将莫扎拉比、安布罗斯、高卢、凯尔特等仪式融入罗马仪式中。这导致后来的学者将这一时期无法考证的礼仪音乐以“ 格里高利圣咏” 命名统归于这位教皇的名下。不过在一幅著名的绘画里，可以看到教会对这件事的看法：格里高利一世是从化作鸽子形状的圣灵嘴里听到了这些赞颂上帝的歌曲，因此圣咏归于其名下理所当然。这样的宣传显然有圣化个人魅力的效果。
圣咏从开始的单一线条，慢慢发展到多声部的奥尔加农1。中世纪晚期的复调音乐由巴黎圣母院乐派发扬光大，这里成为当时最有创造力的艺术中心。当逐渐规范的弥撒发展为教堂里最重要的礼仪时，弥撒曲也成为教会音乐的主要代表，它们通常有两种形式：常规弥撒和专用弥撒。中世纪晚期14 世纪法国新艺术音乐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纪尧姆· 德· 马肖创作了一部著名的《圣母弥撒》，他将五段常规弥撒乐曲从仪式中独立出来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后来的弥撒曲这一体裁，这部作品是西方音乐史上的首部四声部常规弥撒。整个中世纪，教会思想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普通百姓并没有将宗教生活视为不同于世俗生活的特殊部分，两者间的界限是模糊并包容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形有了变化，以往独占优势的宗教音乐已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15 世纪的音乐家一般服务于国王或贵族的小教堂、教皇的小教堂或大教堂的唱诗班，这个时期的作曲家还主要是教士类型的音乐家。16世纪，当宗教改革风暴席卷全欧洲时，教会及其整个文化将面临着彻底转变的景况。
马丁· 路德本人受过良好的音乐训练，在他的宗教改革中保留了部分的天主教礼仪和音乐，因为这种音乐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宗教礼拜仪式中可达到神秘和崇敬的崇拜效果。路德还保留了大量天主教信仰的学说基础，但他在传统弥撒仪式的框架中突出了教育性的原则，所以其中的音乐结构也几乎全部保留了下来。路德本人也为一些赞美诗作词谱曲，他的代表作是《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路德对礼拜音乐看法的出发点仍然是长期存在的传统教会音乐，不过他也十分热衷于使用简单悦耳的德国民间音乐、拉丁文或德文的祈祷歌曲、校园歌曲、童谣或是圣诞颂歌，从此这些简朴生动的音乐便在基督教世界里广泛流传。
欧洲宗教改革的另外一股强大的力量来源于瑞士，代表人物是加尔文。加尔文对社会有深刻的怀疑，以至于他对礼拜也产生了疑问，他甚至疑心艺术品和人工制品会分散人们对教会的注意力。因此，加尔文教派中除了一些圣歌的书或一二首颂赞歌曲以外，不允许在教堂演唱任何其他的经文，而和声性的歌唱和乐器的使用则更被明令禁止。
1562 年出版了一本《日内瓦诗篇》，由泰奥多尔· 德· 贝查将151 首诗篇全部译成了法文，音乐家路易· 布尔热瓦为它们配乐。这本书对新教世界甚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可谓巨大，许多著名的作曲家从中借用过主题以配写成复调音乐。《日内瓦诗篇》启发了无数创作者对诗篇配乐的灵感，其旋律也占据了世界各地颂赞歌歌本的大段篇幅。
相对于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对音乐所产生的最终结果是诞生了一种更为紧凑、强烈的圣乐，这一时期被天主教会称为宗教音乐的“ 黄金时代”。15 世纪，常规弥撒的仪式越来越趋向音乐化，对位法技术兴起，著名的音乐家有纪尧姆· 杜费、若斯坎· 德· 普雷等等，“ 黄金时代” 地位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是帕勒斯特里那，其代表作是《马尔切利教皇的弥撒》。
“ 欧洲三大教会—— 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教派的音乐三足鼎立，它们关于仪式和音乐的争论至今仍有余音：天主教会中，人们只听不唱；加尔文教会只唱不听；而路德宗的信徒又唱又听，且同时进行！ ” 2
教会音乐的成熟期正处于巴洛克和古典主义早期，声乐和器乐都蓬勃发展。歌剧诞生，还有其他的大型声乐体裁—— 清唱剧、康塔塔、受难乐、协奏风格的宗教音乐。器乐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它的重要性超过了声乐。
蒙特威尔第是巴洛克早期的一位最著名的作曲家，他写过很多的宗教音乐，不过使其扬名的还是他的世俗音乐作品。海因希里· 许茨这位生于巴赫之前并热衷于意大利音乐风格的音乐家，创作了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作品，而圣经几乎是他所有现存音乐的本源。许茨的圣经剧单纯而富有表现力，他最好的作品除了三部受难乐外，就是《基督临终七言》（是一部协奏风格的宗教音乐）。
巴洛克晚期巴赫和亨德尔共同代表了巴洛克音乐最辉煌的终结。亨德尔将清唱剧发展到了最高峰，他的代表作有《弥赛亚》、《创世记》、《四季》等，虽然同时代也有很多优秀的清唱剧作品，但都无法与亨德尔的《弥赛亚》所取得的成功相抗衡。巴赫最彻底地体现了路德宗教会的传统，他是西方文明造就的伟大作曲家。巴赫的创造力极其丰富，写作速度也令人称奇，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全心奉献教会的伟大音乐家。而路德宗教会在18 世纪末经历了特别迅速和痛苦的崩溃，直到20 世纪才得以复兴并重建它的巴洛克音乐传统。
在英国，原来在基督教的精神生活和音乐领域一度繁荣的复杂华丽的皇家小礼拜堂音乐，在经历了王朝复辟到17 世纪末这一英国历史上严峻的时期以后，从高峰跌落到了谷底。直到18 世纪中叶，随着卫理公会教徒和福音派教会教徒的出现，情况才出现了改变。随之涌现的大批赞美诗使人们重新转向教会礼拜，赞美诗的出现完全改变了基督教礼拜音乐的风格，也成了直到现在的教会礼拜的核心。
英国的艾萨克· 瓦茨被誉为“ 赞美诗之父”，他开创了基督教赞美诗的新时代。艾萨克的作品广泛流传的原因是因为诗中浓缩了强烈的个人信仰情感体验，而这种表达完全被礼拜会众所认同，并且他的赞美诗简朴真实能与人们所熟悉的旋律形成完美的组合。另外，卫斯理兄弟尤其是查尔斯· 卫斯理的6500 首赞美诗也对无数人产生了影响，他们坚持认为配合赞美诗的音乐应该简洁明了，并能被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演唱。约翰· 卫斯理与路德一样很乐意改编各地的流行曲调，他们的诗歌简单易唱，这成为日后基督教赞美诗发展的准则。
自从宗教改革开始，西方音乐的发展天平就向世俗化倾斜，艺术音乐从此就离开了教会的庇护和约束。继格里高利圣咏、弥撒曲和神剧（清唱剧）之后，专业化的音乐创作和作曲家们已经不再为教会服务。“ 当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兴起的时候，基督教与其乐曲很少进行科学上的释疑，就逐渐地游离到文化的外围。”3 教会艺术从主流地位中退出。这个时期作曲家（如贝多芬等）艺术化和个性化的宗教音乐，通常被排斥在基督教礼拜仪式之外。而教会音乐（也是世俗音乐）的一个巅峰代表—— 巴赫的作品，也由于复杂和过于戏剧化，始终未能在后来路德宗教派的复兴中占有太重要的地位。艺术性太强的宗教作品变成了音乐会欣赏，虽然美妙高深，但是却失去了敬拜上帝的意义，音乐本身从礼拜的手段成为了礼拜的目的。这样的情况自然是艺术离开教会的历史所趋，世俗社会从此成为艺术音乐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舞台。
音乐的高度艺术化和礼拜音乐实用性的强烈矛盾，使19 世纪的教堂减少了与艺术音乐的联系，这直接导致了各教堂的音乐创作水准严重下降。对新教来说音乐应该像布道一样，有情感的说服力是第一，音乐的艺术品质则排在第二。在19 世纪基督教新教信仰复兴运动中，福音歌曲的作用非常重要，它可以使简单的信息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音乐的实用性被提到了一个高度。20 世纪是一个相当不稳定且多变的时代，受大环境的影响，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崇拜形式和音乐风格不仅时常改变，并且出现了多元化的因素。各种风格的音乐语言，都能在基督教的歌曲中看到。
西方艺术音乐从最初教堂里圣咏的吟唱源头，发展到教堂外古典、浪漫主义的创作高峰，开始了代表欧洲艺术经典的辉煌时期，最终与基督教传统分道扬镳。艺术音乐与教会音乐的关系从中世纪的二者合一，发展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水火不容，到了今天它们共同地走向多元化与世俗化的音乐风格，为了各自的美学理想和终极目标而摸索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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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有记载的最早的复调音乐叫奥尔加农。
2 [ 英] 安德鲁· 威尔逊— 迪克森，《基督教音乐之旅》，毕韦、戴丹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79 页。
3 同上，1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