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为了迎接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我在教会分享了一篇有关宣教的讲道，在应用部分建议弟兄姊妹找一本宣教士的传记（比如《马礼逊回忆录》）来读。时间过得很快，2007年眼看就要过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读过了这本书。所幸，最近听好几位弟兄姊妹分享了出去短宣的美好见证，也跟一些在中国生活的外国弟兄姊妹有所交通，因此再次拿起这本书来读时，觉得马礼逊那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
《马礼逊回忆录》由马礼逊夫人搜集她丈夫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和文件等手稿编纂而成，因此他一生的心路历程，较其他传记，就显得犹为清晰。本书按照马礼逊的生平分成五个时期，记录了马礼逊从出生到成长为一名宣教士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作为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宣教士为开拓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包括第一次将整本圣经翻译成中文，独立编纂了第一本《华英字典》等。同时书中还有大量的来自差会伦敦传教会以及其他友人的回信，为我们全面地展现了一幅画卷，使我们看到福音的种子是怎样播撒在神州大地上的。
一、“我愿基督接纳我做他的仆人”
1782年1月5日，罗伯特•马礼逊生于英国北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从小得到父母的教导，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13岁时就能够熟练背诵诗篇119篇。在他15岁那年，他警觉自己里面的罪：“对死亡的恐惧使我强烈地向上帝呼喊，恳求上帝饶恕我的罪、引领我归向耶稣基督、更新我的灵魂。从那时起，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相信也改变了我的心灵。”（2页）16岁那年，马礼逊受洗，并加入英国长老会。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非常自律，也很追求灵命成长，时常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罪。17岁时他开始研究基督教历史，并且读了一本《海外传教杂志》。从那时，“向海外宣教”的种子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1801年，马礼逊开始了正规的学习，并且是以传播基督的福音为目的的。为了预备自己将来作宣教士，他还认真学习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第二年，在他立志宣教的决心书里他这样写道：“我是否已经让圣灵倒空我一切形式的自私念头呢？我是否已经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主，以求达到能去海外传福音的目标呢？……我是否认真考虑过，传福音的性质乃是做基督所差遣的使者，去寻回在地狱边缘垂死的人们与上帝和好呢？……我要传扬上帝的真理，决不宣扬我个人……我愿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为的是彰显基督的救赎，引领罪人来到生命树前。”（7页）此后，这个心志就从未离开过他，而且不断地得到印证和坚固。
同年11月他向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寄出入学申请立即得到批准。即便入学后不久他父亲重病，他也没有听从家人要他辍学回家的劝告。在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相信，主会安排好一切事情……但我不想要回去，我已手扶着犁在耕耘，不会再回头看了。”（10页）日后，神学院的师生回忆马礼逊时，都会提到他“对基督的虔敬和毫不疲倦的献身精神”，称他“当时已有极为严肃的属灵生活……正在培养一些不平凡的性格”。（10-11页）
马礼逊22岁那年，向伦敦传教会提出申请：“从那时起，我设想要当一名传教士。我不敢说那是一种设想，而认为那仅仅是一种愿望，是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沉浸在这愿望里，但我看到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我求上帝为我作出安排，主若悦纳，使我这心中的愿望能得到成全。”（14页）今天，每一个想要服侍主的基督徒，都在苦苦地求问主对自己的呼召是什么。而马礼逊则专注于对自己敬虔生活的操练、品格与意志的培养、知识的装备等等，借着热切的祷告，不断地以行动来确认自己全然摆上侍奉主的心志。直到神的时刻来到，他得以谦卑地呈上自己的愿望，等候主的差遣。他以主的心意为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福音传给世上那些失丧的灵魂。他坚信主在大使命中对众门徒的呼召，并以此为义不容辞之己任：“我现在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一名赴海外传福音的传教士……自从我到了神学院，每念及此，总是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我知道耶稣要求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上帝的救赎是赐给普天下各族、说各种语言之人的……我认定这是我的职责……我将终身献身。”（14页）神的门就在那一刻为他打开了。
于是马礼逊被伦敦传教会接纳为传教士，进入高士坡传教学院深造。虽然他想去非洲内地宣教，但高士坡传教学院计划差派他前往中国宣教。他深信，他被安排去中国，是上帝对他祷告的回应，因他一直向上帝求告能派他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此后的两年中，马礼逊在伦敦一边学习医学、天文学、数学和中文，一边继续操练讲道的侍奉和属灵的品格，为以后海外的宣教事工打下坚实的基础。1807年1月8日，马礼逊被按立为牧师。1月26日，马礼逊在给老父亲写的信中说：“我愿基督接纳我做他的仆人，这样你就因我为主工作而喜乐。”（27页）两天后，马礼逊只身一人启程前往中国。他从伦敦出发，乘船绕道美国纽约，历经八个多月，终于在1807年9月8日到达广州。
二、“我坚信上帝会安排我住在中国人当中”
到了中国以后，天气的炎热加上经济上的压力，让马礼逊有点灰心。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障碍。他在澳门时听说“中国人是被禁止对欧洲来此地的西洋人教授中文的，如被发现，是要判处死刑的。”（38页）11月4日，他给差派他的伦敦传教会的哈德斯凯尔牧师写信时说道：“现在不仅是中国人禁止我这样的英国人住在广州，而且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不准我住在这里，但我坚信上帝会安排我住在中国人当中。”（42页）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加上生活拮据，马礼逊的健康每况愈下。到了1808年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情绪上有点抑郁，因为我在此相当孤独，没有一个人我可称之为朋友的。”（45页）次年与玛丽的结合，使他心情大为开朗。然而，婚后不到一年，爱妻就患了神经性疾病，医生也认为无法救治。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人在国外受到折磨，会受加倍的痛苦，因为既无亲人就近照顾，又无基督徒朋友来安慰我们……”（65页）宣教士的苦楚，马礼逊仍在不断地经历。他一语道出了许多在异乡宣教的宣教士们的心声。他妻子头胎的男婴出生当天就夭折了，这无疑又是对马礼逊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正是这百般的试炼，把马礼逊引向对神更深的信靠.这几乎是这期间他写给朋友和差会的每封书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1812年，马礼逊向伦敦传教会发信，告知清政府有令，严禁洋人在华传教及印发中文的基督教书籍，否则将处以死刑。而“汉人和满人，如受欧洲人指使传教，为首者或主犯将立即斩首；信奉洋教不愿改正者，放逐至黑龙江。”（79页）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马礼逊仍然说：“但不论如何，我必须信靠上帝继续做这项圣工。”（78页）如果不是他心里始终如一地把主的大使命摆在自己生命的中心，如果不是他来华之前就已对自己宣判了死刑、为要单单信靠神，他早已无法留在这个敌视外国人的异邦了。他真是像保罗一样，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出“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凭着对神的信心，他鼓起勇气，练习吃中国饭，用中国话祷告，并且勤学中文，盼望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在短短两年内，他竟然能够书写中文，也能用官话和当地土话与中国官员谈判，并且开始成为其他英国人的中文老师。在伦敦传教会的书信激励下，马礼逊不知倦怠地学习中文，并且逐卷翻译新约圣经。也因着神的信实，他得以平安地住在广州、澳门。
1809年，马礼逊受聘为东印度公司的译员.他认为这“大大地阻碍了我做的传教工作……与我的初衷是相违背的”（73页）.既然如此，马礼逊为什么要选择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呢？一方面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是为了谋求一个政治上的合法身份以便继续留在中国，算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带职宣教模式，至今是很多宣教士采用的办法。然而，他们常常“身在曹营心在汉”，属世的工作往往会占据他们许多的时间，有时甚至无法专心作传道的事工。这就需要宣教士背后有母会众多弟兄姊妹在经济上、属灵上的各种支持。
1813年9月30日，马礼逊已经将《新约》全部译成中文。米怜奉差抵达澳门，成为马礼逊期待近七年之久的第一位同工。马礼逊为此非常感恩，赞美上帝。只是，他“为至今尚未见有异教徒改邪归正而忧伤”（93页）。
三、“愿他是大丰收时初熟的果子”
由于马礼逊不断地邀请他的佣人、助手以及中文老师参加他家的读经祷告，向他们分发他翻译的单张，还有马礼逊本人生命的美好见证，这些人的生命不断地被改变。有人向他索阅他出版的几本书，好明白基督教教义；有人因读了他写的劝世文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他的中文老师高先生也终于认识到拜偶像是错误的。
1814年6月，马礼逊的助手，27岁的中国人蔡高写了一封表白书，要求接受基督教洗礼。7月16日：“在远离人们视线的海边，从潺潺溪水中，我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蔡高施洗……愿他是大丰收的初熟的果子，成为将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归信基督，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的第一个新教的信徒。”（110-111页）这第一个福音的果子，马礼逊苦苦期待了七年之久！信实的神垂听了他的祷告。1815年11月3日，他为梁发施洗。梁发在南洋工作 三年后，回到广东与米怜合作，成为传道人。
除了传福音，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是马礼逊的又一重要使命。为此他读了大量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从四书五经到诗词歌赋，努力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思想.“我在这里非常孤独，整日都不停地在写作，常常感到非常消沉.编纂《华英字典》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虽然如此，这样的状况，全都是为了一项事业，也就是为了能在中国宣扬耶稣基督福音这一伟大事业，因此，我充分感谢主的宏恩，使我可以做这项事业。”1817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根据马礼逊在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字典》达到的学术水平和价值，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
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完成全部《圣经》的中文翻译，取名为《神天圣书》，在马六甲印刷出版，华人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读《圣经》了。至此，马礼逊已经顺利完成伦敦传教会托付给他的使命，更是了了多年来他内心深处最大的一桩心愿——“每念及此，我就对中国抱有希望，因为圣经已经全部翻译成中文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贫富贵贱，都可以自由地阅读它了。”（155页）我相信马礼逊用自己的生命所总结的这句话，将会成为众多向异文化宣教的勇士的激励。
1823年，马礼逊回英国述职，在各地讲演，呼吁教会用各种方法推动向中国的宣教。在一次讲演中，他提到：“中国土地肥沃，有大量的古代和现代文学，不需要欧洲的任何东西。中国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知识，这就是我们的海外传教会要去传授的。不管中国人拥有多么丰富的文学艺术，他们仍然是昏头昏脑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憎恨真神上帝，心中充满不义、邪恶和对偶像的执迷。中国虽然拥有文明，但中国人却仍充满着妒忌、欺诈和撒谎。他们心中充满了吝啬和冷酷的、形而上的无情……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多久才肯去关心东亚国家的人所承袭的欺骗、虚夸和一切毫无益处的行为呢？他们何时能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从地极来，承认愚昧，抛弃偶像呢？”（234页）200年过去了，如今中国人的物质与文化上的富足，远远超过当年。马礼逊所叙述的那富足背后属灵的贫穷，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但马礼逊所提到的中国人这种离弃真神、崇拜偶像的愚昧之举，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需要弃绝的。在经济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如果再不来寻求上帝，对金钱的崇拜将会让中国人更加堕落、更加远离上帝！二百年来，有多少宣教士曾踏上中国这片属灵贫脊的土地！他们和马礼逊有着同样的心声。
四、“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
1834年6月19日，马礼逊预备了最后一篇讲章：“约翰福音14章2-3节，我相信我们是属于上帝家里的人，因此可以盼望有一份丰富的产业和一个家，这是在我们走完朝圣的道路，我们所打的仗完成之后可以享受的。耶稣必定要再来亲自接我们去天家，我们将在最完美的社会里永远与上帝同在。”（298页）很遗憾，因为各种原因，这篇讲章没有在教堂里讲过。
1834年7月27日礼拜天，“我刚结束在中国教会的崇拜，到会的人老少都有，人数相当多，唱圣诗的声音在街上都可听到…”（302页）据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所记：“父亲召集一小批中国人聚会、崇拜上帝，他竭尽全力向他们证道。说实在的，在这个异教的国家里，看到有多达12个中国人来听道是最令人高兴的景象，因为在这个落后国家的最腐败的城市里，还有这么一批人在一起祷告和赞美我们被钉十字架的救赎主。”（305页）8月1日，马礼逊博士在广州逝世。马儒翰在给继母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已经做完了上帝指定他要做的工作……他做圣工已经鞠躬尽瘁。”（304页）他的一生都在述说着他青年时代的愿望——“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
前些天，我听一位牧师分享信主见证，在他不信主时遇到一位退休的老宣教士，都八十多岁了，数病缠身，行动不变，居然有心学习中文，为要向他身边的华人传福音。他虽然没学会几个汉字，但是，他的心志和生命引得一位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降服在了基督面前。与这位老宣教士相比，我们都算年轻人。当趁我们年轻，不断地让主更新我们的生命，好成为他合用的仆人。
马礼逊墓碑上的英文碑铭如下：“马礼逊，神学博士，首位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事27年，编纂和出版了《华英字典》，创办了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完成了中文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并大量散发给中国人。如今他在耶稣里安睡了，他是1782年1月5日在英国莫佩思出生，1807年由伦敦传教会派驻中国传教。在澳门东印度公司任中文译员长达25年，1834年8月1日在广州逝世。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灵说的，他们将在工作之后得到安息，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将由后人继续做下去。”（307-308页）
这是马礼逊的墓志铭，读到这里，我在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墓碑上将会留下什么？我们都期望留下些什么？这将成为我们在世寄居的行动指南。让这样的墓志铭成为我们为主而活的座右铭吧！美国传教士司梯文斯牧师致马礼逊夫人的信中写道：“他（马礼逊）留下的工作会有人接替他去做的，直到全中国都献给上帝为止。”（306页）现在全中国还没有完全归向上帝，马礼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也还有许多人没有归向上帝。历代圣徒们留下的工作，有谁愿意接替他们去做呢？唯愿主从我们中间兴起一大批弟兄姊妹，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去接替他们未完之工！”
（《马礼逊回忆录》，马礼逊夫人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