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吧！摩西！
去到埃及地，
告诉法老：
让我的百姓走！
——黑人灵歌
引言
任何在时空中生存的人都不能与政治彻底分离。即使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可能，因为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理想。基督徒——仍然生活在尘世之中的天国子民，也不例外。因此，妥善解决与政治－政府的关系，乃是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就如列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中指责海德格尔所言：“那些逃避（政治）伦理问题的人，最终将在伦理的礁石上跌倒。”(2)
通常当人们面对政治压力时，要么妥协，要么对抗，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不过，妥协或对抗的方式很多，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招安或是武装革命。基督教会则应该有更卓越的追求，因为我们在肯定自身信仰超越（普遍文化）的同时，也必然相信在政治上拥有与众不同的属天智慧，因为“上帝的真理使人成圣”（约17:17） 。(3)
在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教会历史中，政治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过去中国教会的经验昭示：对待政局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会的发展甚或存亡。民国之初，基督徒临时总统孙中山的出现，带给许多基督徒对“人间天国”的幻想。但到了1949年，他们的梦想被彻底辗碎。梦碎时分，梦醒时分！之后，中国基督徒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的情况。但如果我们宣称自己是福音派（evangelical）的教会，就必然要认定：“这事乃出于上帝”（代下10:15）。因此，对我们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理解上帝在中国的历史作为，以及向中国教会所怀的意念。或者说，上帝究竟要我们建立何种政治神学。由于近几十年教会的特殊遭遇，这类问题鲜有机会得到研究与讨论，因此至今仍悬而未决。如今，2007年，基督教在华的又一个两百周年（第四次）！ (4) 它应该带我们进入痛切省察、努力寻求逾越政教关系难关的新阶段。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祢的国度降临神州！
一、政教关系在中国教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唐、元两朝的基督教（景教）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于中土，其原因几乎成为所有研究中国基督教人士不惜笔墨的章节。因为之前景教十分兴盛。唐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元时不仅有克烈部和汪古部几乎全民皆信，且远播至中国南方。在江苏镇江有七所修道院，是当时的“景教中心”；在福建泉州、浙江杭州多处建有教堂。没有人想到，两百年后它会在中土销声匿迹！无论是唐朝还是元朝，基督教都未给中国留下明显的影响，以至当耶稣会士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时，竟然看不出基督教曾有两度踏足中华的迹象。 (5)赖德烈（K.S.Latourette）断言：“据我们所知，中国如果过去未曾有基督教传入，那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不会和今天有什么区别。”(6) 不可思议的转变！作为基督徒，我们不禁“心焦问”：为什么？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确切记载，在唐朝的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跟保罗以对簿公堂的方式进入罗马不同，迎接景教宣教士阿罗本的却是恭候在长安西郊外的当朝宰相房玄龄。在人看来，这无疑是一个梦幻般的宣教开局，但不久后却是梦魇般的收场。这国宾级待遇的背后承载了过多的政治色彩。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我们清楚地看到：教会对政权的依附十分严重。碑文在简单的介绍教义后，便从唐太宗接待阿罗本入长安起，历述各朝皇帝对景教是如何地恩宠.到了最后，还不忘称颂他们在位时又是如何地英明.其中说到在唐明皇年间，玄宗命他的五位兄弟亲临景教寺建立神坛；不仅命高力士带来了厚礼，还有“五圣写真”悬于寺中。“天颜咫尺”，使景教士们“望日朝尊”。 (7)简直匪夷所思！而碑文的作者景净描述这一切的时候，似乎充满无尽的自豪感！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竟是完全的认同与歌颂！“凯撒与上帝”不分，他们政治神学的如此偏差，暴露了在上帝论方面的严重贫乏。莫菲特竭力反驳理雅各（J.Legge）所认为景教消亡乃信仰扭曲的原因，(8) 但我们能认同一个在教堂挂着五位皇帝像，并对之“朝尊”的教会是忠于（圣经）福音的教会吗?一个教会对皇权的叩拜，是一个无视上主诫命的背道行为，也是对早期建立教会的殉道士的嘲讽。政教关系问题不单是政治问题，也是神学问题。这一切的肇因，是景教在宣教中奉行“道非圣不弘”的政治取向.但他们也许忘记了，初期教会的建立并不是因为凯撒的支持.相反，由于基督徒坚决不拜凯撒，教会是在重重的逼迫中建立起来的！(9) 我们岂可忘记：必须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他，这是做主门徒的代价（参路14:27）。否则，我们断不能侍奉钉十字架的那位。
若干年后,与政权关系更为密切的也里可温（Erkeun或Arkaim，元之景教）再次来到中原，但福音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同样，约在二百年后它再次从神州消失。它从雄赳赳的元军铁蹄驾临，又灰溜溜地从蒙古人的马背上扬长而去。与阿罗本入长安所受的礼遇不同，这次基督教则是直接随托雷的儿子忽必烈的军队入侵华夏。忽必烈虽然不信基督教，但对基督教十分友善，甚至致函罗马教廷要求差派100位教士到中国。这是因为他有一位基督徒母亲——唆鲁禾帖尼（极具政治智慧，堪称蒙古的“孝庄”）.她家三姐妹都嫁入大汗家族，她的四个儿子与无数孙子都是蒙古国的显赫人物。长子蒙哥日后成为第四位大汗（他的妻子古古泰在1253年也接受景教的洗礼）.由于蒙古的强大，亚洲多数国家都被纳入其版图。由于唆鲁禾帖尼的影响，很多国王、王后都信仰基督教或亲基督教。1251-1256年间，是基督教君主（汗、伊尔汗）最多的时候，依人看来“亚洲似乎要在瞬间转向基督教”。(10) 但恰恰在往后的年间，基督教在亚洲逐渐式微。1252年唆鲁禾帖尼逝世，而在蒙哥于1259年去世后，帝国开始解体。随着托雷与唆鲁禾帖尼的四子阿里不哥的“基督教党派”反抗忽必烈的惨败，基督教的生存雪上加霜。虽然有西方天主教方济各修士（Franciscans）进入中国，但仍然无济于事，因为局势已不可逆转。
基督教与当局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元亡教亦亡。但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使徒们在同样强大的罗马政体里，尤其在对基督教加以逼迫的背景下，建立了坚强的罗马教会。这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最大的差别之一就在于：使徒们依靠的是福音的大能，以克烈部族为代表的蒙古教会依赖的却是政治的势力。在这种情形下，宗教团体也往往被充当为政治党派的筹码。
基督教终究还是在中国扎下了根。那是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兢兢业业栽种的结果。他们早早就确立了“适应”的宣教策略。但在不到百年之际，就遭遇了长达百年的曲折——礼仪之争。(11) 争论的爆发，使“几乎成了基督徒”的康熙竟下达了驱逐宣教士的决定。(12) 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文明相遇（第一次是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引起了举世的瞩目。对此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研究在正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同时，也留意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在于政治。
谢和耐（JacquesGernet）指出：基督教与中国的最大张力之一，便是“上帝与皇帝”的主权问题.(13)从康熙扮演着核心的地位就可看出，礼仪之争在本质上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或宗教对话，而是政教冲突。当教廷特使多罗（CarloTommaso）于1705年来到中国觐见康熙，传达教皇禁止中国基督徒祭孔等活动的谕令时，康熙大怒，不仅视之为破坏中国传统的礼俗，更视其为对他本人的干犯和挑战，因为一个远邦的小教主，如何能僭越中国皇帝的地位，代为决定中华臣民的社教礼节。(14) 在中国，皇帝不仅决定臣民的社教礼节，还决定着臣民生死，更垄断了宗教的权利：祭天。但基督教的信仰却是人人可“祭天”（敬拜上帝），人人是“天子”（上帝的子民）。如果没有“祀有等，不容越”的天子特权作怪，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教难惨案了。邓恩神父（G．H．Dunne）的杰出研究显明，除了皇帝的霸权外，礼仪还牵涉了很深的厉害关系。“禁令使得学者、官员们不可能成为基督教徒，而教徒因而不能入学者行列”。(15) 可以这么说，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冲突，远不如政教冲突来得直接和深刻。我们必须留意到，过去中国教会所遭受的灾难主要是源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因为统治者认为教会的发展会威胁到其时体制下的社会秩序。(16) 文革疯狂摧残中国传统的同时，也容不得基督教，其中政治的因素显而易见。
如果说，耶稣会士入华与景教僧入华相似（文化适应），那么新教入华与也里可温入华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强权入侵）。(17) 不过耶稣会士与新教徒都有根本性的超越。前者体现在漫长的争论中，因为这显示了他们植入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有别的信仰内容，也与当局有了适当的距离；后者则体现在对强权的谴责与脱离政治的保护。尽管只有部分人士，但它的意义非凡。因为是传福音方式的本真性回归：不是借着枪炮，而是十字架；不是仅增加异邦文化的多元性（如同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一样），而是更新。这提醒我们宣教的本质不是求同，而是求异。否则，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之子，为何还要信仰基督教呢？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回答，基督教超越于中国文化的特征何在。
任何一个真正理解基督精神的基督徒，都会不以福音为耻；但任何一个稍微理解基督精神的基督徒，都会耻于与借枪杆子为福音开路的暴徒为伍！中国新教徒必须承认，清末来华的某些西方宣教士的不良行径背离了真正的福音精神。他们不仅保持了与西方侵略者的密切关系（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接受鸦片商的赞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福音事业有所促进，但“行事为人却是十字架的仇敌”。(18)他们和早期蒙古人一样，仗着军队的力量为非作歹，导致许多中国人对西方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假洋鬼子）深恶痛绝。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还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谴责了自己国家的恶劣行径，果断地与虚假政客划清界限，甘与中国百姓同受苦难。让福音归于福音，让政治归于政治。戴德生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1907年百年福音大会提出促进中国教会本土化的决议，可视为这种精神的延伸（即最早的“三自”）。(19)民国时期教会迎来的大复兴，与政教关系的分离不无相关。我们不能否认总统府里的甚多官员入教的重要作用，但在信仰上真正有影响的人还是一些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牧者，如宋尚节等。十多年前，笔者曾亲闻原华北神学院的学生说到贾玉铭牧师一则小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大将军冯玉祥是一个基督徒，他想对福音有所表示，就送给华北神学院一块亲笔匾额。但时为院长的贾玉铭牧师收了以后，直接放进了仓库，从未挂过！有学生问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撒迦利亚书4章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教会在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后，才渐渐摆脱了政治的纠缠。这是蒙古人未曾做过的事情。
二、1949年后中国教会的政治立场
如何处理政教关系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教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上帝的福音固然亘古不易，但世局难料。基督教在中国好不容易迎来了黄金时期（1922-1940），却很快波澜再起。凭着吴耀宗等人士之敏锐的政治觉悟，三自运动应运而生。(20) 1950年8月，一些教派正准备开全国大会以“基督教与新时代”为题，欲探讨教会的应对之道，但他们早已错失了时机。(21) 除非签名支持“三自”，否则便难以获得合法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教会进入史无前例的以政治立场为分界线的“三自”与“家庭”一分为二的局面.再一次，中国教会不得不承受政治之重。
谁也不能否认，“自立”是中国教会成长的必经之路。任何地区、民族都不会例外。尽管很多人不能认同三自运动，但我们必须承认它触及了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积极对待政治问题的现实意义。因为教会面对世局变幻，必须做出回应。我们可以不同意“三自”的回应方式，但等待、回避终究不是办法，只会带来更加消极的结果。其次，努力“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影响的污毒”的紧迫（也许家庭教会认为所采取的手段有欠妥当，但终究清除了）。连带解决的还有严重的“吃教”问题。(22) 脱离许多与西方列强有着微妙关系的国外差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同样转向了一个重要而明确的方向：教会本土化。虽然怎样本土化是有待探究的问题，但本土化是必然的抉择。不过，三自运动在政治的问题上，只处理了一半。因为，他们全力脱离西方关系的同时，却攀附着本国的新政。作为基督的教会，圣经教导我们要尊重官府的权柄（彼前2:13-14）。但我们要清楚圣经所指是在哪些范畴内，在何事上“应当惧怕”。是在公共领域中（如户籍、卫生、营业等等），而不是无限度的。三自运动的错误信念之一，就在于连教义也必须合乎政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的自由神学立场决定了“相适应”的迂回模式。当然，也有不少加入“三自”的人士，在表面妥协的同时，始终持守纯正的信仰。半个世纪过后，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他们侍奉的果效：使很多“三自”系统中的教会保持圣经的信仰。但他们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少有重要建树。更多的是委曲求全。由此观之，中国教会如何建立整全的政治神学，寻求政教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未了的使命。而已经颇具规模的家庭教会应该勇于承担这一使命。
面对新局势，与三自运动的积极不同，家庭教会对政治的态度十分消极，基本处于观望态度。规避或妖魔化政党是主要的表现形式。无论哪一种，都是缺乏信心与智慧的明证。不是惧怕人，就是过于长魔鬼的威风。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王明道、林献羔等前辈们的忠勇见证。但大多数教会普遍忌讳政治话题。而某些人仍不死心，仍然寄希望于有基督教背景的国际社会的力量。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斩断了任何的侥幸期待，迫使教会转向仰望那独一的圣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期间教会却空前复兴，在福建、广东、河南都有明显的发展，尤其以被作为“无宗教区”试点的浙江温州最为突出。(23)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与“文革”相比）政府对教会的政策也稍为宽松。而教会的政治观念虽然也相对开放，但非此即彼的模式没有改变：疏离或对抗。我们可以认为疏离的做法不够勇敢，但不得不佩服对抗者的勇气（只是不要过分宣扬受苦的经历就好了）。这背后不仅有信心的问题，也与那时代的神学背景息息相关。
清末传入中国的新教宗派众多，神学源流也很多样。经过西方宣教士和本土牧者发起的“自立”运动的努力，许多宗派联合成为新教派（如中华基督教会）。经过解放后三自运动的改革之后，加入三自系统的许多教会逐渐淡忘了原先的神学观念。而家庭教会主要是敬虔传统（如以倪柝声思想为代表的聚会处）。宋尚节的影响，加上在文革时期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毫无疑问是神的作为），使得许多教会都较倾向于追求灵恩。但这两种属灵传统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太注重上帝的创造与护理；相应的，也普遍不具有文化使命的异象。另外，在末世中的大红龙（启12:3-4），把毛泽东看成是终极的“敌基督”者（帖后2:2-4）.由于这些信念留给”二元论”（dualism）巨大的空间，,使得大部分中国教会都忽视政治神学的建造。在公共领域中的事务，拱手让给“不信派”（接受自由派神学）之徒。直到90年后，许多知识分子受洗入教，在政治方面才开始有了新视野。这些知识分子希望透过对话，促进政教关系的良性发展。但我们必须十分警惕，因为对于多数“初入教”者，福音的热心常伴随着英雄主义。由于信仰的根基较薄弱，对圣经的研究也尚属粗浅，很多的观念都“未受割礼”。这也可能造成世俗人文主义在教会中的泛滥。另外，对话的时机并不是单在教会的一厢情愿，还需要相关部门的诚意。最后我们还要强调，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时代的限制。我们需要时时谨记这一点。
三、重建政治神学的依据与可能的途径
1. 单拜他
“除了祂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一切的偶像”，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我们不否认，基督的福音会遍及万国万民，神的教会也将超过万有（弗1:18-23）。这是那独一的上帝所定的目标，完成目标的过程也必须根据上帝所定的原则。基督为我们作了榜样：拒绝向撒旦屈服，而单要敬拜祂（太4:9），即使魔鬼以万国作为交易。最终魔鬼唆使犹大出卖耶稣，更鼓动犹太人杀死祂，以为可以给耶稣以致命一击，但上帝的工作却成就了。历史显明，教会越受逼迫就越兴旺，而且，信仰也越纯洁。因此，基督徒无论面对亲基督教的君王，还是反基督教的政府，都应当站立得稳。法老的残暴不会消灭真以色列人的敬拜。
;综观全球教会扎根本地的历史，几乎没有不遭遇逼迫的经验。在耶路撒冷的伊始阶段是如此，进入欧洲的经过更是如此.根据罗马法律,公民拥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在罗马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相反，相信无神论被看成是可耻的行为。但为什么基督教却遭遇疯狂的压迫？因为基督徒们坚持“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的立场，不肯称凯撒为主，也不跪拜皇帝像。自尼禄（Nero）之后，罗马的十个皇帝不断加大对教会的打击。但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能救自己的子民脱离暴君们的毒手。而今，不可一世的帝国早已瓦解，但基督十架却巍然矗立于其曾经的版图上。
以色列民族的戏剧性现象，强有力地印证了上帝在旧约所记的真理：顺从神，必然蒙福；背叛神，必然遭殃。（申28:1-45）因为除了万军之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
2. 双城记
基督徒不拜皇帝，除了惹怒皇帝外，被怀疑有政治野心也是遭遇严重逼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群不服皇权的玩命分子很可能是国家未来的不安定因素。他们不但定时聚众（礼拜天），还不时宣传一个新国度即将降临（天国）。而且其发展极快，执政者岂能掉以轻心呢？事实证明，后来的梵蒂冈让不少欧洲君主吃尽苦头。如此基督教怎不叫人担心？！
我们相信，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也主宰着历史的进程。我们同时看到，上帝交托人类管理全地的使命。但上帝是否把世界的任何事务都交给教会呢？上帝拣选教会是不是成为世界的新政府，或每个国家的基督徒都要成为执政党呢？入教意味着参军吗？亦或世上的事务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教会则另有所托呢？即使我们有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使命的交叉，但作为基督徒在天国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优先次序？我们必须有毫不含糊的界定。
二元冲突是约翰福音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24) 在历史之中，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世俗之城终究要成为过去，但神的国却是永远长存。（约一2:17）罗马可以灭亡，但主的国不朽。上帝将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召出来，不是为了建一个比巴比伦更强大的帝国，而是赐予天上的一座城。（来11:9-10）如果我们忠于圣经的教导，就不难看出，把信仰与政治混为一谈是混乱天国福音的本质。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没有半点要颠覆罗马的意思。
他也未曾交给门徒这样的使命（起先门徒却误以为有此使命）.在福音书中他明确地告诉人们：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约18:36-37）今天那些热衷于政治事业的教会，应该好好领会基督的深意.尽管一千多年过去了，梵蒂冈对这一段经文却仍然留下一知半解的迹象：教会拥有军队.我们看不出这与基督的事业有什么联系.“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应该把基督对彼得毛糙行为的这句责备“烙在心上”.我们不能忘记，犹太人的巨大悲剧恰恰就在于把基督的事业理解为可见的军事行动。一句“天国近了”，吸引了成千上万期待弥赛亚国度的以色列民，但几乎无人明白基督要建立怎样的国度。甚至连以色列的先生尼哥底母也浑然不知。基督再一次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因为“天国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乃是在你们心里”。因此，“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不在刀剑里，却在“为义受逼迫的人”的生命里。（太5:3，10）当我们与世俗有别，不被世上的事缠累，思念属天的事，爱逼迫我们的仇敌时，天国就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被上帝呼召，借着基督的救恩“脱离世上的败坏，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继而不断成长，直到基督在我们心中完全掌权；最终成为“圣洁的国度”.（彼前2:9；彼后1:4）这就是上帝召我们的目的。教会为此而存在，基督徒为此而活着.（太6:33）教会要依靠基督的权柄与圣灵的同在，战胜魔鬼的残余势力，释放那些被压制的人；成为世界的光，引领众人面向属天的事；使世上那些可怜的灵魂，因基督的福音大得安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叫万国因他的后裔（基督）得福的含义即在于此。
因此，基督徒在世上无意建造帝国大厦，乃是过寄居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积囤财物的无知财主，却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但这不是说基督徒认同遁世的人生观，相反我们需要格外地殷勤，因为基督徒既是地上国家的公民又是天国的子民。作为个体基督徒，我们在国家有从事任何正当行业的自由，但基督的教会被选召，却是为了更加崇高的目标。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世界见证，我们是专心致志于属灵国度的群体。透过此，点燃上帝子民的盼望的同时，也显明那些举着基督教旗号却“以地上的事为念”之辈的虚假。使所有上帝的子民戒除重建巴别塔的野心，活出天国子民的卓越品质。
3.三重天
鉴于中国教会的特殊处境，我们尤其需要敬虔地寻求上帝的旨意。查考以色列被掳时期的先知神学，对我们别具意义。上帝的旨意不在民族主义那里，也不在祭司群体那里，却是在令人反感的先知那里。以色列的被掳，对成就上帝的福音以及使福音传遍地极，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也许中国教会也有某种类似的经验！愿主赏给我们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弗1：17-21）
被掳期间如何对待不敬畏上帝的异邦政府？先知的第一个呼吁是——认同。
面对巴比伦的入侵，犹大举国上下磨刀霍霍，准备与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决一死战。无数祭司祈祷着，乘机而起的“先知们”也发表激动人心的乐观“预言”。可在这时候，有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年轻人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说：向巴比伦投降！他的信息激起了更大的民族愤慨，他的遭遇可想而知！他就是先知耶利米。
耶利米清醒地认识到，巴比伦乃神所兴起的国家。他的信息伴随着涌流不止的眼泪，哭求犹大人能认同尼布甲尼撒的权柄。以色列的亡国是命定的，绝无幸免的可能。希望透过外交手段去联合国际社会，只会更加激怒迦勒底的官兵。埃及不是救命稻草，没有人能救选民脱离上帝借尼布甲尼撒之手所施行的审判。犹大诸支派的当务之急，是反思为什么会遭遇灾祸？究竟在何事上得罪神？但犹大君王和百姓却置若罔闻。不仅不思忏悔，反而到处寻求“政治的智慧”，企图从他处蒙拯救。如耶利米所言，他们只会加深自己和民族的灾难。在耶利米哀歌中，我们仿佛看见这位落寞憔悴的先知在废墟上泣不成声，为自己的家、为这个愚顽的民族吟唱着令人断肠的诗篇！除了难以言喻的悲痛，先知也心存盼望（哀2:11；3:19，21）。几个月后，心力交瘁的年轻先知（41岁）即告别人世……
短暂的中国新教历史，却经历了无尽的长夜。缅怀至此，无数人常常以泪洗面。多少痛切祈祷之声，如入深渊。因为迟迟不见上帝的安慰。（哀3:8）我们也曾经象愚蠢的以色列人一样，多方寻求别国的救援。如同他们的遭遇一样，没有任何的拯救来到。只是到如今我们尚未谱写出忏悔的哀歌。度过特别岁月的一些人，却把受苦的经验当作属灵地位的资本。基督徒的生活中，犯罪不是受苦的唯一原因，但我们需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哀3:40）。据宋尚节《灵历集光》，当时中国教会罪行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牧师领着外国差会的工资，形同雇工；淫乱成风（所谓基督徒总统也概莫能外），(25) 甚至连牧师都纳妾！当宋尚节到北京布道时，由于严责教会同工罪恶，引起不少人的仇恨。其中有一个长老甚至在聚会中携带手枪，准备伺机暗杀宋尚节。简直是黑社会长老！宋尚节不无感慨地说，中国最难悔改的是牧师、长老，其次是基督教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如果是个别人很正常，但不幸的是很普遍。据40年代的一位神学生回忆，他们全校师生根本不谈圣经，也不祷告。他常常祷告，却成为全校嘲笑的对象，有时候还会被偷袭。这是上帝的家吗？教会表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人手所造的殿。如同希律所建的圣殿一样，上帝要借罗马人之手拆毁——直拆到根基！教会的另一个重大的罪，就是不传福音。如以色列人一样，常常忘记“使万民得福的使命”。(26) 上帝用极端的方式，使门徒四散到各族各方。许多惊惶失措的基督徒，如被捅了窝的蜂群一样涌向他乡。不过，这却实现了中国教会的输出——大量的输出！不然，就不会有今日海外华人教会的局面。我们可说什么呢？不如只夸自己的软弱罢了。．．．．．．
参与，是被掳先知在异教国家的积极榜样。
通常当一个统治者用军事征服一个群体后，接下来往往就是文化征服。透过教育，同化他们的习俗，进而归化非己族类的异心。狂妄自大的尼布甲尼撒也了无新意。成功殖民犹大国后，他迅速成立“党校”，将聪慧的犹太少年招入其中而加以“熏陶”。将他们的名字改为巴比伦名字，教他们巴比伦文字，期望他们能真心拥护他的政权。犹大族中有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但1:1-7）这是他们的挑战，也是他们的机会。无疑，他们乐于接受这个面对挑战的机会。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犹太少年们的前途可谓凶险。入校之初，就要和巴比伦的偶像打交道。面对不洁食物，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但他们凭着信心选择了拒绝。感谢上帝他们得以平安逃过一劫！尝过第一回合较量的得胜，他们的信心也逐渐增长。不久，他们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正式进入朝廷。成绩反映了他们对参政态度之积极。
令人难以置信，这几个异教徒在巴比伦的朝纲中成为政治明星。尤其但以理，更是如日中天。历经几个不同国家和朝代，都被委以重任——首相。一般的印象中，如此老辣的政客必是奸邪之流，但但以理与众不同。他有过人的智慧，为人却十分光明磊落。从他被扔狮子坑一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会弄虚作假的人。和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不拜皇帝像一样，但以理也愿以性命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从来不想含糊自己的信仰，哪怕与皇权对抗时。正是他们向上帝的赤诚之心，产生了众多神迹。即使高傲如尼布甲尼撒者也必须臣服在至高者面前。除了他们怀着殉道士之心参与异教徒的政治外，他们的智慧也是辉煌政绩的重要原因。智慧是源于他们美好的灵性。上帝的同在，使他们超过所有的同事。他们的荣耀见证，使犹太信仰得到异邦的尊重。此外，他们的品格也是有目共睹的。忠诚、谦卑、廉洁、正直，是获得君主信任的关键因素。他们兢兢业业地促进国家的福祉。后来巴比伦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是巴比伦王犯罪的结果。
当代的中国，呼唤真正的爱国者。基督徒们，现今是你们应该效力的机会。首先，必须牢记仕途的凶险，但也要相信上帝保护的奇迹。奇迹来自信心。正是愿意为信仰摆上的勇气，使不敬畏神的君王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在我们国家，干部中也不是全无基督教代表，但少有人愿意“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至今仍是使命未了。其次，为国为民常存忧患之心。我们社会的腐败现象，描述显得多余。除了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最关键的是如何能去有效地改变。这就是你政治智慧的考验。像但以理一样，拥有美好的灵性，一生服务于国家,即使是异教国家。
除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外，末底改和后来回归的领袖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等都曾为波斯政要。更加极端的是以斯帖，她竟成为波斯王后。因为她深刻地理解上帝的安排，知道皇后的地位，是为了民族的危难时候，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重建，是被掳时期最后一批先知的异象。
按照上帝的预言，70年后必回归。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36年的先知们，回归并重建便成了他们侍奉的重点。从所罗巴伯到以斯拉再到尼希米，约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方告完成。
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工作重点是建造圣殿和圣城。拥有圣殿虽不是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却是健全的宗教生活必不可少的。它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礼仪的恢复（对犹太教至关重要），更在于信仰自由的见证。因此，建造圣殿或圣城的成败，是政教关系的最直接体现。起初，工程进展得并不顺利。虽然波斯王古列下支持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但在亚达薛西年间被责令停止，直到大流士（Darius）之时才恢复（拉4:5）。这期间，他们与政府的对话从未停止。在许多先知的激励下，(27) 以色列的几代领袖几经艰辛建成“新耶路撒冷”。除了圣城、圣殿，更重要的是圣道——重建以色列人的内心圣殿。这是文士以斯拉的主要工作。他“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拉7:10）。以悲戚的心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归向神。透过旧约圣经，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拾祖宗的守节传统。（尼希米记8章）节日的恢复，不只是崇拜生活的建立，更重要的是犹太传统（圣经）信仰的传承。根据律法，以斯拉毫不犹豫地驱逐那些闲杂人，保持犹太血统的纯洁（以斯拉记2章、10章）。我们也许很难接受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怀有弥赛亚盼望的犹太人绝不会手软。因为弥赛亚必须出自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
中国教会的重建势在必行。上帝把我们放在如此戏剧性的21世纪，如果你能领受，就把它当成中国教会重建的世纪。不过，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两个问题：什么时候重建？重建什么？
犹太人被殖民不到十年，（在无数假先知的鼓动下）约雅敬和后来的西底家就寻求独立。那是犹太被彻底掳掠的祸端，因为不是上帝允许的时机。我们务要防备那些好说预言的人，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装成光明的天使”。请特别倾心（五旬节）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要格外留意。以色列的回归，不是因为某个“先知”在异国他乡大声疾呼的结果，而是上帝激动古列王的心。如同以色列人的回归一样，我们要留心政局的变化，清楚上帝的引领。对于中国教会而言，以我们的信心、行为、智慧，在君王臣宰面前荣耀上帝的名，无疑是最重要的使命。使无论“巴比伦”还是“波斯”都知道上帝的荣耀。然后建造圣殿的时机才会到来。上帝的时间固然是绝对因素，但在这之前，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预备等候。我们觉得预备好了吗？也许各人的回答很不一样，这与如何理解第二个问题的逻辑有关。
上帝虽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但他却晓谕摩西、大卫建造会幕、圣殿。说明圣殿对于我们的宗教生活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教堂，我们很难有庄严恢宏的崇拜，也很成为“城造在山上”的见证。因此，对于经历了许多年“神的殿荒凉”的家庭教会，建造圣殿是迫切的任务。从目前看，许多地方的经济条件已经相对成熟，因为为数不少的信徒都住在“天花板的屋”（该1:4）里。是否能成，一是看地方政府对相关法律的理解，二是看教会领袖的成熟程度（无论在属灵方面，还是公共领域）。但这只是中国教会现阶段的初步目标，尽管其中可能会费尽周折而拖延时日。 (28)“尔当以真道自建”， (29)才是更大的挑战。因为，一旦拥有自己的教堂或单次聚会人数增加，都要求我们对崇拜有全面的调整。崇拜不仅仅是程序或方式。崇拜的调整意味着，要求我们对上帝、基督的救恩、圣灵的作为有严谨的认识。否则，我们很容易失衡。当犹太人经过70年的洗礼后，所有杂七杂八的其他宗教才从他们中间彻底弃绝。上帝透过“不法之人”的手，摧毁了过去教会的无数“成果”，但也留下“余民”回归重建，成就他的旨意。而重建的主题永恒不变——在上帝的律法中归正。同理，圣经信仰的传统，应该成为我们首要的关切。不仅仅相信圣经的权威，必须立志研究到“通达耶和华的律法书”，以教导百姓。否则，我们若对真理的认识只是一鳞半爪，灵性上也必然破碎不堪！许多年来，我们遭受的痛苦也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以现在中国教会大多数牧者的水平，恐怕多多操练爱心更加明智，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不仅中国教会的许多牧者普遍忽视神学建造，就是很多以学术为业的文士也缺乏承担。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是神学大师，但我们必须有扎实的神学素养，尤其在中国教会面临转型的时候。没有神学传统，我们的敬拜、灵修、治理、事工都会混乱不堪，不是墨守成规，就是见机行事。在这方面，我们可说很不成熟，但正处在现在进行时。最后是圣洁生活的建造。拥有华丽的教堂、丰富的典籍，若没有敬虔的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讨神喜悦的可能。长久如此，再次遭殃只是时间问题。“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约5：14）
愿上帝保佑中国！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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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守望者（messengers,NIV）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但4:17）
2.作者暗指海德格尔曾经加入纳粹党。
3.“圣”（аγιаζω）的基本含义之一是指“有分别”，所以基督徒常说“分别为圣”。
4.200年对中国教会而言是一个奇怪的数字，因为景教、也里可温都是在200年左右在中土消亡。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接受最严峻的考验——礼仪之争，导致元气大伤，至今未见当初盛景。而新教未到200年，就已一波三折，跌跌撞撞。如今，21世纪的新一代，来不及成长就已经又到了关口上。“……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诗124：1-3）“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诗122：6）
- 莫菲特（S.H.Moffett）：《亚洲基督教史》，基督教文艺出版社，498页。
6.转引自钟鸣旦、孙尚扬：《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95页。
7.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43-76页。
8.《亚洲基督教史》，第十五章“基督教在亚洲的消亡”。
9.犹太教的逼迫、罗马政治的压力以及希腊文化的张力。
10.《亚洲基督教史》，447页。
11.康熙在位年间，天主教在华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和天主的译名看法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龙颜大怒，禁止传教，史称“礼仪之争”。自17世纪中叶起，由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发展为修会之间的争端，进而演变成清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执，历时一百年（1643－1742）。《维真学刊》，安希孟“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转引自http:// www.xslx.com/htm/zlsh/zjyj/2004-06-17-17000.htm。
12.曾经被期待成为东方的君士坦丁的康熙，始终未入教门。这可能与基督教的独一神论信仰有关，因为这样就排除了中国的神明（如被神话的祖宗）；也可能与天主教对多妻的深恶痛绝有关，因为除非弃妾，否则不可能受洗。
13.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增补本，上海古籍，2003年8月，第一版，89页。
14.梁家麟：《福临中华》第一章。
15.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古籍，2003年1月，第一版，284页。
16.雍正帝说：“尔等欲我中国人为教徒……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不尽为尔教皇之百姓乎？”转引自安希孟“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
17.虽然早在1807年马礼逊就已入华，但后来有一部分宣教士与强权难脱干系。
18.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导论，viii。
19.那时是“自立、自养、自传”，解放后的三自运动作了稍微改动变成“自治、自养、自传”。
20.1950年9月，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千余位中国基督徒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天风》，1952年9月20日，总332期。
21.《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页。
22.许多中国传道人靠外国差会的供养，俗称“吃教”。在中国人眼中形同无赖或汉奸。当笔者听到今天在中国各地仍然有一些传道人还依赖外国弟兄时，不禁悲从心生。
23.《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230页。
24.与二元论含义不同，指如光明与黑暗，生命与肉体，永生与死亡，上头与下头等等。
25.孙中山、蒋介石娶宋氏姐妹前，都已经有前妻。
26.西北灵工团和个别边缘群体是例外，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迫于生计。见黄剑波博士《“自东而西”——西北灵工团史述及思考》。
27.主要有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等。
28.温州家庭教会很多都有教堂，但大多与三自有些瓜葛。因此，留下不小遗憾。因为家庭教会如果要加入三自，那又何必忍耐到现在？即使只取得他们的默许。不过，温州有些地方的三自也很特别。
29.犹大书20节：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