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基督徒，我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侍奉上帝，所以我不能在上帝带走我之前选择自杀。我也反对任何的自杀。余虹先生的死，我也不赞成，但我对他的死表示理解和敬意，因为，至少，对于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能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尽管他本来可以为了上帝而活着。
“ 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种市侩哲学，已经随着千年专制政治，进入我们文化的血液。于是，“ 苟活” 本身就成了活着的理由。他使人们可以忍受不道德的生活，甚至乐在其中。这种市侩哲学，在专制暴政之下，甚至也已经在一些基督徒中蔓延开来。上帝，只是这些人在苟活中谋求“ 成功” 的工具。但今天，一个没有相信上帝的人向所有信和不信的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活着究竟为什么？
余虹先生的死说明，“ 成功” 不能成为活着的理由。他以死抗议没有理由的生活，他也以自己的一生证明活着需要理由。在自己的一篇博客中，余虹写道：
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对于余虹而言，“ 活着” 至少需要“ 一点人气”，否则宁肯拒绝这种生活。对于基督徒而言，如果活着需要为了捞个一官半职而在人面前不认上帝，那么这种生活就应该被断然弃绝。余虹先生瞧不起那种“ 蝇营狗苟的生命”，让我们不禁要面对他的尸首而再一次扪心自问：“ 我是否就在这样活着？”
一个“ 成功” 的学者选择死，自然会让迷信“ 成功” 的人感到“ 困惑”。但是余虹之死告诉我们，没有什么“ 成功” 可以把一个“ 蝇营狗苟的生命” 提升到有点“ 人气” 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很多人那里，“ 成功” 成了遮掩“ 苟活” 的装饰。
就像对任何名人之自杀那样，人们都会附会出许多的理由。我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余虹为什么在2007 年12 月5 日选择了死。面对他的死留下的沉重的遗体，我不愿意过多地猜测。但我愿意相信他的死是对现有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义无反顾的拒绝。我们可以从他的一段话里略知一二：
在今天，国人愈来愈感到过一种善意的、道德的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所谓“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这种传统信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在传统中国，不管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多么虚伪和脆弱，那庇护多少还有，而在今天,这种庇护基本上被一扫而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应该是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者或道德秩序的现实维护者，一旦国家失去这种职能，甚至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的象征，它与国民的道德关联就会疏远并恶化。个体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紧张历来就在，但如何在现代条件下解决好这一问题，现代国家如何为个体信仰的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仍然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难题。
余虹先生可以说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他拥有现行体制赋予一个“ 学者” 最具吸引力的头衔：“ 学术带头人”、“ 博导”。凭借这些头衔，又是在人大这样即使仅仅侧身其中就已经让人深感庆幸的著名学府，余虹完全可以成为玩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哲学的学霸，完全可以站在“ 文艺学” 的山头上吆五喝六。但他似乎从未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而一味思索着“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难题”。他惊异于“ 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不能忍受国家“ 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的象征”。他为“ 个体信仰与国对于眼下的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他不会像一些市侩基督徒一样以“ 顺服” 的名义心安理得地同流合污，而是认真地思考如何在如此邪恶的时代像他的老师石璞女士那样“ 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
显然，“ 学术带头人”、“ 博导” 的册封没有让他停止对正当的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渴慕与追求。也许，当他在自己置身于“ 世纪城” 五年的时间里而未能看到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新世纪来临的曙光，他就以自己的执着选择放弃生命，不愿意苟活于没有道德的国度。对于这个剥夺了他生命的不道德的秩序，他留给它一具尸体，让它在收尸时发现自己是凶手。
余虹在生前最后一篇博客里借他评论他人自杀的机会预告了自己自杀不会为人所理解。他问道，“ 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 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他自己也是死于“ 大不幸”。这个不幸，可以用他在另一篇博客里的评论来概括：“ 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
在生前最后的日子里，他曾经在描述自己的老师石璞女士时表露了自己对于身在邪恶时代对于人间大不幸的体会和反抗：“ 一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
也就是说,在余虹先生弃世之前,他已经感到自己的心已先死了.当他把自己的身体从十楼抛下去的时候,仿佛他也向这个邪恶悖谬的世代抛出了一块掷地有声的石头，这块石头代表了一颗死也不肯泯灭的良心的执着，表示自己“ 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
余虹死了，他自己选择了死。那个曾经给了他辉煌的头衔却窒息了他的良心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也可以宣告自己无罪，不用替余虹的死负责了.“ 警方经过现场勘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属于高空坠亡。” 余虹通过捐赠图书的方式为现行体制豁免自己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他没有责怪谁。毕竟，不是某一个人结束了他的生命。
但是，品味余虹的著述，他又的确死于“ 谋杀”，只不过凶手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现存的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带给他的绝望，这种绝望反映在他对郁闷一词的索解之中：
文化中国在几经劫难后，已满目虚无，人们在失去价值归依与意义指向后不知何往。当代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 郁闷”，该词最为准确地表达了“ 我与中国” 的关系。郁闷是一种压抑而又难以发泄与倾诉的情绪，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显然是国人当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症候。
应该说，“ 失去价值归依与意义指向后不知何往” 的无力与无奈，让这位勇于探索的勇士失去了继续探索的勇气。他勇敢选择了死。面对“ 晦暗昏茫” 的现实，他英勇无畏地引颈就戮。他以自杀的方式替对手完成了谋杀的仪式。
余虹走了。带走了一颗不肯向恶低头的良心，留下了一具可供人们凭吊的遗体，更在他的一篇博客里留下一个永恒的疑问：“ 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 “ 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 可惜，他自己在没有为自己找到答案之前就走了。带走了对恶的抗争，留下了对神圣之爱的依恋。
当年，耶稣把上帝之爱和真理之光带到这个世界中的时候,人们只关心医治自己身体的疾病，而不愿聆听和遵行他的教导.有一次，又有人把被鬼附的人带到他面前寻求医治,耶稣不由感慨，“ 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此后又过了两千年，耶稣还是在以忍耐待人，尽管这个世代还是那样“ 又不信又悖谬”。而且已经悖谬到了哪怕稍有一点良心都无法生存的地步。余虹以他的死证明了这个世代的邪恶。但他的死也让我们重新面对耶稣的问题：“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余虹先生的死让我更加坚信人不能仅靠自己的良心生活。良心只能印证世道的邪恶，却不能提供足以胜过邪恶的神圣之爱。惟有上帝才能以爱胜恶。当然，我以一个人的良心向余虹先生表示敬意，因为，至少，他拒绝因为自己是“ 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 而泯灭良心。他勇敢表达自己对于邪恶的体察和抗议，甚至不惜放弃生命。他也以自己对恶的抗议表明自己心中的爱：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这邪恶悖谬的世代看不到恶的人，不会有真正的爱，更不可能是真的基督徒，因为，爱，意味着对恶的警醒和拒绝。一个看不见恶，更不敢与恶抗争的人，不可能有爱。比起那些和恶眉来眼去的挂名基督徒，余虹先生是一个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不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