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旧约· 雅歌》**
5 月23 日，大地震中被毁损的“ 大禹故里” 牌匾被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绵阳文物局。除了对生命失丧的哀恸，这个国家被大地震刺痛的，还有两样，一是改革30 年后，当代社会对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和个人生命权利与尊严的痛切呼唤；二是中国文化的古老源头所经历的一次拆毁。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主要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国版图内。在上帝的容许中，汶川地震指涉了几个异教文化的因素，5 月12 日是佛教最主要的节期“ 佛诞节”，地震中有无数寺庙被损毁。而青城山和川北一带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源头，青城山的风景区和道观群，也几乎全部倾覆。受灾最重的羌族地区，更是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源头之一。
羌族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绝非56 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唯一一个反复出现的氏族名称，是中华族群和古蜀文明的先祖。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后，繁衍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 万人，散居在大地震的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的故乡。但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说禹为西羌，“ 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个重灾区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中，就已彻底消失了。
90 年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他惊讶地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犹太族群的相似性。
羌族的献祭，如同旧约所记，也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为祭物。羌人的献祭也明显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根据陶兰斯的记载，他们称天为“ 灵父”，祭司杀羊之后，将血洒在祭坛上，说“ 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羌族的口传历史说，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 个儿子。1925 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利未记》第16 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陶兰斯大胆断言，古羌族是消失的以色列10 个支派之一。不过此说缺乏依据，在历史上有极大的争议。
彩虹之约
无论羌族的血脉如何，中国人始终是彩虹之约后，布满全地的挪亚后裔之一，和地上万族一样，承受了一个稳定的宇宙。不但生命气息来自创造的父，一切动作存留，也依靠指望那一位救赎的主。专家说，这一次，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能量的陆上地震。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中每一种世界观、每一种文化的回应，甚至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着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这不但是一次人心的松土，也是一次文化的松土。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的幸存者，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我们活在其中的，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位格相交的产物。
所以灾难永远是拆毁与建造的契机。当大地忽然摇动时，无数瞎眼的人在那一刻看见，人一辈子积攒的不动产，国家30 年来的GDP 崇拜，都显出荒谬。超过一百万的志愿者来到四川，就像当初几十万川军出去抗战，日常生活的逻辑被打乱了，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开始被怀疑。从这些志愿者的身上，我看到的不仅是对灾民的同情和对救援的道德热情，更是一种寻求世界观更新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中国人在“5·12” 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但另一方面，道德带来的依然只是一种自我称义的膨胀。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 机会难得，这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 或者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 天7 夜的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 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世人所谓的英雄，就是他在某个时刻的抉择，藐视和否定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这一场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更加指向神在中国、四川的教会。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与归正，也包括政体与文化的变迁。想想“5·12” 之前，中国人是怎么活的，社会是怎么鼓吹的，国家是怎么治理的；“5·12” 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中国人的价值排序势必出现调整。
13 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其实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症。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比死者强。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23 日，国务院公布了21 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 北川的重建，或许是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一次重生归正的机会。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每一种民间力量、每一个行政和文化区域，都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以及参与一个价值观的重新塑造。
当我在“5·12” 的下午，从秋千般摇晃的高楼上走下来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父啊，这一次，你在四川、在成都的儿女们，我们要如何交账？中国的基督徒被放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况之中，和其他人群一道，参与对一场灾难的记录、述说、救援、关怀和反思。我们该如何做，又怎么做。
这次地震后，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涌现出两个盛行的用语，一是“ 天佑中国（中华）”，一是“ 祈福”。一家周刊甚至用了“ 世界为中国祷告” 的标题。和温家宝总理题写的“ 多难兴邦” 一样，人们以各种方式，开始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基督徒的身影也成为一个令人感恩的画面。在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 基督教赈灾车（物资）” 的标贴擦身而过。
无数的家庭教会，在灾后短短半个月里，开始浮出水面，彼此连接。各地教会组织的救灾团体，和信徒奉献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走向灾区。1949 年以后，中国基督徒的作为，第一次成为一个公共社会空间中的事件。家庭教会，也一举在灾后成为民间公共力量的一种。众多外地教会组建的“ 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14间成都教会连接的“ 彩虹重建行动”，北京基督徒企业家的“ 香柏” 领导力机构，上海14 间教会团契组织的“ 尼西行动”，以及主内的“ 心连心”、“ 慈福”、“ 圣爱”、“ 生命力”、“ 牧者” 等机构，还有无数单独或联合、短期或长期的基督徒团队，一时间齐聚成都，共同领受着一个在废墟上走入世界、复兴那不可震动的国的异象。
不过，教会参与救援，却不是救援机构；做慈善，却不是慈善机构；介入心理辅导，却不是心理机构；教会始终是圣言的托付者。基督徒要做的，是在一切灾难劳苦中，与哀哭的人同哭，在一个公共社会中去付出永不止息的爱，去成为需要安慰者的安慰。教会要做的，是要成为山上的城，和扬起的旌旗，尝试着以不同以往的具有公共性的方式，将神的话语，将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带入这个被震动的社会当中。
基督徒要爱人如己，但更要向这个社会发出先知般尖锐刺耳的声音和悔改的信息。因为真正的福音，昂贵的恩典，永恒的安慰，都只在这条唯一的路上。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
“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 平安了！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向灵魂低头
帕斯卡尔的一句名言，可作为这场地震搜救工作的一个注脚。“ 人是一根芦苇，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认识世界对他具有的优势，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
上帝的作为，奇妙不能测透。有一点特别感恩的是，这一次，当个体生命在自然灾难面前脆弱到一个极点时，终于反过来，赢得了国家对个人前所未有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一百多个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江堰50 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着死者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是异常陌生的，仿佛一次心灵深处的余震。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十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 月20 日，三个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规定对中国公民不能确认身份而进行火化或土葬的，特别“ 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 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 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 数据库”。《意见》特别说到，遗体处理过程要“ 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尊敬死者。中国人开始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尽力挣脱出来，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人的灵魂；承认人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以继续有盼望地活下去。生命的意义，显然不能建立在碰巧没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也是这个国家对普通公民从未有过的一种尊重。尊重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时，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突破，大地震带来了这半个世纪以来，对国家主义偶像崇拜最大的一次打击。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的无数灾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否定了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个体生命本身，开始试着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的副馆长，谈到地震博物馆时，他说：“ 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要刻上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人开始渴望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六万多个名字，是六万多个灵魂的记号，一个不缺地刻在上面，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 人民” 或“ 死难者” 所遮蔽。5 月19 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从这天起，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我们低下头去，其实不是我们给了他们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们。
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从此教会更加欠了福音的债，因为上帝已将土地空前翻松，基督教与政府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已进入尾声；但基督信仰与当代诸文化的冲突，和一场文化领域的属灵争战，主若许可，大地震之后才将真正开始。13 亿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不知道自己是本乎谁，依靠谁，又归于谁；不知道自己活着，是因他而活。但在废墟之上，的确站起了整整一代向上仰望、寻求的人。这次大地震在1949 年后，向中国人空前地彰显出了灵魂的维度。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每一种价值与信仰体系，都在以高音喇叭接收着苏醒过来的灵魂。救援生命，抢救灵魂，看见和参与中国未来的社会重建、文化重构及民主转型的艰难历程，因着神的大能和信实，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摇动的声音；并有勇气和智慧，在未来敢于与政府机构面对面地交流、辩争、接纳与磨合；当仁不让地成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中坚定饱满的一元，这是中国教会在大地震后的时代性的使命。
无数死去孩子的面容问我们，我死之后，你们如何交账？
以爱为旗
46 岁的龚天秀， 被埋73 个小时， 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 个小时后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堵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 个小时后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于降低每年28-30 万人的自杀数字。但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触动了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后一刻，俯身护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发生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出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着500 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 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仿佛一场洗礼。为什么一个甚至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至背叛。就像国家，甚至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但他活着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 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于这座城市的安逸。危难状态，是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性的一种冲击。大灾大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非要刺痛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惊醒。“5·12”当晚，成都处于惊慌之中，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人却整晚络绎不绝。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高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明明暗暗的基督教会，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赈灾救援不同以往的一个亮点。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因为近10 年来，中国有近6 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网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国内许多媒体，都以热情洋溢的语气，赞美着这一地震后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5·12” 之后，在这个国家，人人都献出了平日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 大灾大爱” 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地驶进了一个博爱精神的洗车房。然而，这种对道德的自我圣化，其实仍然是对死者灵魂的不敬。一篇典型的救灾报道，最后说，“ 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的名字，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字。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最多持续一个月。
不错，一种极其匮乏的爱，在社会上被空前激发，但这样的爱，却无法成为对自我中心、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和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创。看得更多的，还是无数冷漠的灵魂，无数缺乏在爱中委身的家庭，一个匮乏的公民社会，一个对个人表达、汇聚，对社会的关怀与参与存在重重阻碍的政治制度。中国人的心灵、文化与政治，就像被几千座大坝层层割断的河流。在6 万多个生命，几百万被苦难抹去表情的灾民，和一片片的废墟面前，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确被普遍地刺痛了。事实上，我们被刺痛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爱才可能持续到什么地步。
短短一周，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于救灾的“ 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和绵阳出现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道，甚至灾民中亦出现对救灾物资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抱怨。有人围抢志愿者的车队物资，有人随处扔掉发放的饼干，扒走死者腕上的手表，有没得到物资的灾民，向政府告发救灾的基督徒是某气功组织。其实这一切，使人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中国人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其实我们没有大爱，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内，有的只有一个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良善的，但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就比“5·12” 之前更不如。当政府和灾民在无助之中，拥抱、接纳一切援助者时，教会所做微不足道的事，其实更多只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好公民所当尽的本分。接下来，当政府和灾民对教会开始出现排斥、怀疑、限制、埋怨甚至反感时；当民间的参与逐步降温，社会上众志成城的氛围渐渐涣散时；当我们帮助的对象变得不那么可爱时，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在这场灾难中特别领受的托付，才会从世人的爱心中脱颖而出，并真的开始。教会面临的挑战和拥有的祝福，就是在世人开始软弱的时候，叫我们靠着圣灵的运行，可以立志行事；靠着主恩典的供应，还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