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亿幸存者: 因他活着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旧约· 雅歌》**

5 月23 日,大地震中被毁损的“ 大禹故里” 牌匾被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绵阳文物局。除了对生命失丧的哀恸,这个国家被大地震刺痛的,还有两样,一是改革30 年后,当代社会对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和个人生命权利与尊严的痛切呼唤;二是中国文化的古老源头所经历的一次拆毁。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主要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国版图内。在上帝的容许中,汶川地震指涉了几个异教文化的因素,5 月12 日是佛教最主要的节期“ 佛诞节”,地震中有无数寺庙被损毁。而青城山和川北一带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源头,青城山的风景区和道观群,也几乎全部倾覆。受灾最重的羌族地区,更是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源头之一。

羌族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绝非56 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唯一一个反复出现的氏族名称,是中华族群和古蜀文明的先祖。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后,繁衍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 万人,散居在大地震的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的故乡。但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说禹为西羌,“ 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个重灾区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中,就已彻底消失了。

90 年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他惊讶地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犹太族群的相似性。

羌族的献祭,如同旧约所记,也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为祭物。羌人的献祭也明显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根据陶兰斯的记载,他们称天为“ 灵父”,祭司杀羊之后,将血洒在祭坛上,说“ 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羌族的口传历史说,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 个儿子。1925 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利未记》第16 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陶兰斯大胆断言,古羌族是消失的以色列10 个支派之一。不过此说缺乏依据,在历史上有极大的争议。

   彩虹之约

无论羌族的血脉如何,中国人始终是彩虹之约后,布满全地的挪亚后裔之一,和地上万族一样,承受了一个稳定的宇宙。不但生命气息来自创造的父,一切动作存留,也依靠指望那一位救赎的主。专家说,这一次,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能量的陆上地震。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中每一种世界观、每一种文化的回应,甚至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着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这不但是一次人心的松土,也是一次文化的松土。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的幸存者,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我们活在其中的,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位格相交的产物。

所以灾难永远是拆毁与建造的契机。当大地忽然摇动时,无数瞎眼的人在那一刻看见,人一辈子积攒的不动产,国家30 年来的GDP 崇拜,都显出荒谬。超过一百万的志愿者来到四川,就像当初几十万川军出去抗战,日常生活的逻辑被打乱了,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开始被怀疑。从这些志愿者的身上,我看到的不仅是对灾民的同情和对救援的道德热情,更是一种寻求世界观更新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中国人在“5·12” 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但另一方面,道德带来的依然只是一种自我称义的膨胀。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 机会难得,这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 或者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 天7 夜的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 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世人所谓的英雄,就是他在某个时刻的抉择,藐视和否定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这一场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更加指向神在中国、四川的教会。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与归正,也包括政体与文化的变迁。想想“5·12” 之前,中国人是怎么活的,社会是怎么鼓吹的,国家是怎么治理的;“5·12” 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中国人的价值排序势必出现调整。

13 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其实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症。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比死者强。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23 日,国务院公布了21 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 北川的重建,或许是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一次重生归正的机会。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每一种民间力量、每一个行政和文化区域,都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以及参与一个价值观的重新塑造。

当我在“5·12” 的下午,从秋千般摇晃的高楼上走下来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父啊,这一次,你在四川、在成都的儿女们,我们要如何交账?中国的基督徒被放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况之中,和其他人群一道,参与对一场灾难的记录、述说、救援、关怀和反思。我们该如何做,又怎么做。

这次地震后,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涌现出两个盛行的用语,一是“ 天佑中国(中华)”,一是“ 祈福”。一家周刊甚至用了“ 世界为中国祷告” 的标题。和温家宝总理题写的“ 多难兴邦” 一样,人们以各种方式,开始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基督徒的身影也成为一个令人感恩的画面。在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 基督教赈灾车(物资)” 的标贴擦身而过。

无数的家庭教会,在灾后短短半个月里,开始浮出水面,彼此连接。各地教会组织的救灾团体,和信徒奉献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走向灾区。1949 年以后,中国基督徒的作为,第一次成为一个公共社会空间中的事件。家庭教会,也一举在灾后成为民间公共力量的一种。众多外地教会组建的“ 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14间成都教会连接的“ 彩虹重建行动”,北京基督徒企业家的“ 香柏” 领导力机构,上海14 间教会团契组织的“ 尼西行动”,以及主内的“ 心连心”、“ 慈福”、“ 圣爱”、“ 生命力”、“ 牧者” 等机构,还有无数单独或联合、短期或长期的基督徒团队,一时间齐聚成都,共同领受着一个在废墟上走入世界、复兴那不可震动的国的异象。

不过,教会参与救援,却不是救援机构;做慈善,却不是慈善机构;介入心理辅导,却不是心理机构;教会始终是圣言的托付者。基督徒要做的,是在一切灾难劳苦中,与哀哭的人同哭,在一个公共社会中去付出永不止息的爱,去成为需要安慰者的安慰。教会要做的,是要成为山上的城,和扬起的旌旗,尝试着以不同以往的具有公共性的方式,将神的话语,将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带入这个被震动的社会当中。

基督徒要爱人如己,但更要向这个社会发出先知般尖锐刺耳的声音和悔改的信息。因为真正的福音,昂贵的恩典,永恒的安慰,都只在这条唯一的路上。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

“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 平安了!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向灵魂低头

帕斯卡尔的一句名言,可作为这场地震搜救工作的一个注脚。“ 人是一根芦苇,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认识世界对他具有的优势,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

上帝的作为,奇妙不能测透。有一点特别感恩的是,这一次,当个体生命在自然灾难面前脆弱到一个极点时,终于反过来,赢得了国家对个人前所未有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一百多个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江堰50 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着死者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是异常陌生的,仿佛一次心灵深处的余震。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十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 月20 日,三个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规定对中国公民不能确认身份而进行火化或土葬的,特别“ 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 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 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 数据库”。《意见》特别说到,遗体处理过程要“ 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尊敬死者。中国人开始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尽力挣脱出来,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人的灵魂;承认人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以继续有盼望地活下去。生命的意义,显然不能建立在碰巧没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也是这个国家对普通公民从未有过的一种尊重。尊重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时,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突破,大地震带来了这半个世纪以来,对国家主义偶像崇拜最大的一次打击。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的无数灾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否定了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个体生命本身,开始试着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的副馆长,谈到地震博物馆时,他说:“ 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要刻上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人开始渴望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六万多个名字,是六万多个灵魂的记号,一个不缺地刻在上面,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 人民” 或“ 死难者” 所遮蔽。5 月19 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从这天起,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我们低下头去,其实不是我们给了他们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们。

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从此教会更加欠了福音的债,因为上帝已将土地空前翻松,基督教与政府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已进入尾声;但基督信仰与当代诸文化的冲突,和一场文化领域的属灵争战,主若许可,大地震之后才将真正开始。13 亿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不知道自己是本乎谁,依靠谁,又归于谁;不知道自己活着,是因他而活。但在废墟之上,的确站起了整整一代向上仰望、寻求的人。这次大地震在1949 年后,向中国人空前地彰显出了灵魂的维度。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每一种价值与信仰体系,都在以高音喇叭接收着苏醒过来的灵魂。救援生命,抢救灵魂,看见和参与中国未来的社会重建、文化重构及民主转型的艰难历程,因着神的大能和信实,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摇动的声音;并有勇气和智慧,在未来敢于与政府机构面对面地交流、辩争、接纳与磨合;当仁不让地成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中坚定饱满的一元,这是中国教会在大地震后的时代性的使命。

无数死去孩子的面容问我们,我死之后,你们如何交账?

  以爱为旗

46 岁的龚天秀, 被埋73 个小时, 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 个小时后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堵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 个小时后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于降低每年28-30 万人的自杀数字。但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触动了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后一刻,俯身护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发生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出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着500 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 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仿佛一场洗礼。为什么一个甚至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至背叛。就像国家,甚至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但他活着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 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于这座城市的安逸。危难状态,是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性的一种冲击。大灾大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非要刺痛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惊醒。“5·12”当晚,成都处于惊慌之中,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人却整晚络绎不绝。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高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明明暗暗的基督教会,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赈灾救援不同以往的一个亮点。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因为近10 年来,中国有近6 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网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国内许多媒体,都以热情洋溢的语气,赞美着这一地震后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5·12” 之后,在这个国家,人人都献出了平日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 大灾大爱” 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地驶进了一个博爱精神的洗车房。然而,这种对道德的自我圣化,其实仍然是对死者灵魂的不敬。一篇典型的救灾报道,最后说,“ 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的名字,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字。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最多持续一个月。

不错,一种极其匮乏的爱,在社会上被空前激发,但这样的爱,却无法成为对自我中心、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和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创。看得更多的,还是无数冷漠的灵魂,无数缺乏在爱中委身的家庭,一个匮乏的公民社会,一个对个人表达、汇聚,对社会的关怀与参与存在重重阻碍的政治制度。中国人的心灵、文化与政治,就像被几千座大坝层层割断的河流。在6 万多个生命,几百万被苦难抹去表情的灾民,和一片片的废墟面前,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确被普遍地刺痛了。事实上,我们被刺痛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爱才可能持续到什么地步。

短短一周,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于救灾的“ 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和绵阳出现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道,甚至灾民中亦出现对救灾物资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抱怨。有人围抢志愿者的车队物资,有人随处扔掉发放的饼干,扒走死者腕上的手表,有没得到物资的灾民,向政府告发救灾的基督徒是某气功组织。其实这一切,使人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中国人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其实我们没有大爱,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内,有的只有一个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良善的,但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就比“5·12” 之前更不如。当政府和灾民在无助之中,拥抱、接纳一切援助者时,教会所做微不足道的事,其实更多只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好公民所当尽的本分。接下来,当政府和灾民对教会开始出现排斥、怀疑、限制、埋怨甚至反感时;当民间的参与逐步降温,社会上众志成城的氛围渐渐涣散时;当我们帮助的对象变得不那么可爱时,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在这场灾难中特别领受的托付,才会从世人的爱心中脱颖而出,并真的开始。教会面临的挑战和拥有的祝福,就是在世人开始软弱的时候,叫我们靠着圣灵的运行,可以立志行事;靠着主恩典的供应,还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