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范跑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不该在地震发生时扔下中学生独自逃跑！
作为中学教师，范跑跑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情，他应该在地震发生时组织疏散学生！
一句话，范跑跑有罪。这就是我们谴责他的理由。
但是，范跑跑乃是人性的两面镜。人们在指责他的时候，是否也应该反省自己？
灾区的公务员们，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请问你在帮助别人吗？震感中的同胞们，地震时的120 秒期间，请问你在摇摇晃晃中用什么特技帮助人呢？在“5·12” 后72 个小时的生命时间里，请问你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吗？今天的英雄们，除了谭千秋、袁文婷、苟晓超、瞿万容等离世的彼岸仁人和少数幸存者，有多少诞生在这最要紧的时段？
一个人牺牲生命做了他该做的事情，这叫殉职；一个人牺牲生命做了有益于他人的工作，这叫烈士；一个人做了有益于他人的超凡工作还活着，这或许才能称为英雄。但是，灾难事件中诞生的烈士、英雄越多，就越说明其社会处理灾难的制度有改进的必要。所以，比起那些悲壮的烈士、英雄来，我们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因为，和那些无辜遇难的孩子们一样，殉职的医生、护士、军人、警察也是人；他们殉职后，社会依然要承担其家庭至少三个人遭遇不幸的后果。
一、从人的本能看范跑跑事件
作为人的本能，逃跑是人的自然反应。
5 月12 日下午2 点28 分，我正要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五楼教室主持保罗思想的讲座时，吊灯哐当哐当地摇动起来，屋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一位同学在几秒后大喊“ 趴下”。教室摇晃停后，他又命令赶快跑下去，我也如此招呼学生，看着所有同学来到研究生院的空地。大约十多分钟过后，我到研究生院一楼管理处问是否还继续上课。他们回答说：在等候通知，和领导联系不上。我坐电梯到五楼教室取下讲义，安排一人去复印。此间，我和另一同学第二次到教室为张教授取他的《圣经》以及自己的包，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问管理处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决定大家领取讲义后先回去，第二天是否上课等候通知。我说：“ 我要回家了。”
从研究生院到北门约几百米的路上，到处是惊慌失措的学生、老师和家属，没有任何行政领导出来做解释的工作。我到了北门挤进112 路公共汽车，一环路上全是慌乱的人群，不少人就站在路的中间干道上避震，维多利亚女子医院和水碾河的一家医院的病人被转移到马路旁边。平常只需要20 分钟的车程，走了一个多小时。在车上，一位中年妇女埋怨说：“ 这时执勤的警察应当自动到岗，政府也当出动宣传车。” 整个下午到傍晚，我只见到成都水碾河附近街头的人们群羊无首、四处慌张逃窜的情景，没有见到任何来维持秩序的公职人员。
和范跑跑一样，绵竹富新二小等学校的老师们跑了 ，直到5 月20 日因着遇难学生家长的强烈要求才来到学校，此后又跑了。
和范跑跑一样，中国教育部门的官员们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地震遇难学生六千多，居然没有一个人主动凭着良知出来道歉请罪、引咎辞职。
和范跑跑一样，地质地震系统的官员、专家们没有做该做的事。他们一会儿说地震不可预测为自己开脱责任，一会儿突然向成都市民发出有密集余震的警告，称是为了对生命负责。既然余震发生前要对生命负责，为什么主震发生前不对生命负责？既然是作为职能部门发出预警，为什么不告知市民怎样自己逃命？日本气象厅在6 月14 日岩手县、宫城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前成功发布预测震级等预报（环球时报报道），彻底粉碎了临震不可预测的断言。
和范跑跑一样，从5 月12 日下午五六点钟开始，那些在都江堰乱窜车道的车主堵塞交通致使挖掘机、救护车无法顺利前进，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但为什么没有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和范跑跑一样，我们在遗传的精神基因上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当耶和华上帝质问亚当是否吃了不可吃的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时，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甚至推给上帝：“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 女人把责任推给蛇：“ 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既然自然中的蛇为始作俑者，人的堕落就似乎是天灾的结果。
我并不是要为人本性的软弱开脱，我要说的是：在公民道德、职业伦理的要求面前，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失败了，包括主管豆腐渣工程的官员们，包括那些规定接待厅级干部的标准是每人次150 元（相当于一个统招研究生20天的助学金）但不含香烟、酒水费的领导们，包括在生活中习惯办事送礼的普通百姓们。
二、从人的本质看范跑跑事件
作为人的本质，我们的职业身份确定了人的责任。
和范跑跑不同，温家宝总理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作为一国的总理，他有权力要求参与救援的军人履行职责，但是，5 月14 日10 点47分，总理向前往汶川的登机部队领导无可奈何地说：“ 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离地震发生时间约45 个小时。
和范跑跑不同，在地震时分，有像谭千秋那样舍命保护学生的老师。我们敬仰这样的遇难同胞。作为中学老师，范跑跑不应当先跑，他在道德上有责任组织疏散学生，他事后需要悔改，虽然他不像任何学校的行政人员承担着这样的法律义务。
一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却把自由理解为仅仅在危难时刻的明哲保身，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失败。但是，他“ 认为自己最珍贵的是诚实以及‘ 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的不媚于群不屈服于群的品质”，他有作为一名教师最难得的人性品质。人若习惯于作假，就会成为不诚实的人；人若不诚实，他就不可能接受和传播真理，甚至会抵挡真理。在一个普遍不以说谎为耻的世代，诚实的品质对于人的生存是何等的重要！
竭力持守诚实，这是每个国民应当做的事情。比承认自己是懦夫更可怕的，是把懦夫虚假地宣扬为道德高尚的超人，甚至无耻地成为这些超人的荣誉的赏赐者。在灾难后，我们需要诚实地重新反省自己作为人的生命品质与作为某种社会角色的承担者的责任，那些拥有公权的人尤其需要这样做。
遗憾的是：在地震过去一个月的今天，关于地震反思、批评的文章却不容易公开发表；灾区的不少民众依然无人救助，这难道不是一种国家级别的范跑跑心态在作祟吗？
如果这样的心态继续霸占我们的生活，我们很难不沦为下一个范跑跑，除非我们真正有一种关于信仰、仁慈、公义、和平、诚实、勇敢、节制的公民教育和实践它们的现代公民社会制度、开放自律的法治传播空间；除非我们建立了真正的灾难应急制度（包括编辑出版、立即发放针对不同人群的灾难应对手册）、定期的灾难演习制度；除非我们在“ 教育法”、“ 未成年儿童保护法”、“ 人民警察法”、“ 公务员法”等涉及公共事务的法律中明确规定相关主体在危机时刻的法律责任，一句话，除非我们有追求真正良善的制度和制度的良善。“ 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哪个人足以作为道德楷模、灵魂标杆！ ”（范美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