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救援行动，堪称1949 年以来中国政府应对自然灾难最为迅速的一次。
较之对过往自然灾害的应对，中国政府此次的救援行动，无论在决策效率、动员能力，还是高层的亲力亲为以及灾情的信息披露上，都显示出巨大的进步。
同时，灾害救援又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此次汶川大救援的实践，也对中国建立一套综合、专业和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汶川大地震，对于这些年在中国颇为活跃的NGO（非政府组织），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
5 月13 日，地震发生的次日，多家NGO在成都成立了“NGO 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作为NGO 救援行动的前线指挥部。
来自儿童慈善组织“多背一公斤”的安猪，是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财经》记者，他们首先进行救灾物资筹集和志愿者招募的工作，同时在网上建起一个论坛，作为专门发布救灾信息的平台。
安猪说，因为国内大部分NGO 的规模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大，资源各有侧重，所以通过合作才能更有效地实现互补。消息一出，短短的时间内，全国各地一百多家NGO 陆续响应。
经过几天努力，截至5 月17 日，在四川当地工作的十多家NGO 已在上峨乡、北川保护区、彭州白水河等地建立起若干较为固定的救助点，号召后方物资优先满足这几处的需求。
安猪说：“ 我们的成都指挥部相当于一个‘ 神经中枢’。” 他们的志愿者得到第一手的灾区需求、救灾情况等资料后，可以通过网络传播给大众。后方各大城市的合作组织可以据此在当地募集物资。
“ 震旦纪公益信息技术中心” 的张丽娜是这个NGO 信息平台的信息员之一，负责信息的收集、汇总、编辑。她告诉《财经》记者，他们首先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把来自网上、前方、后方NGO 的消息汇总起来，然后以论坛帖子、博客和电子版每日特刊的形式，发布给组织中的所有NGO。
不过， NGO 们尽管热情高涨、反应迅速，但在实际救援行动上还是遇到不少瓶颈。
赶赴灾区一线以后，NGO 志愿者们发现事态比他们想像的要严峻、复杂得多，甚至有人无法适应灾区的恶劣情况，不得不返回。
受能力所限，目前除一些专业队伍在进行搜救，大部分NGO 志愿者只能参与灾区物资的供应。
为期一周多的救灾行动中，很多NGO 经历了“ 试错— 反思— 修正” 的曲折过程。
民间环保团体“ 自然之友” 执行理事梁晓燕，对自身角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她指出：“ 其实第一拨紧急救援并不是NGO 的强项，因为它需要大规模地调动力量及救援机械。而后面日常化的工作，例如心理辅导、情绪平复、为灾区群众重返家园做准备、组织灾区群众自救行动等，则是NGO 和志愿者力所能及的工作。”
“ 自然之友” 目前已开始招募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他们目前已经联络到许多在台湾“9·21” 大地震后参与组织救援工作的台湾NGO 人士、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人员，以及对地震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与志愿者分享经验，给他们传授技能。
“ 社区参与行动” 主任宋庆华对《财经》记者表示，鉴于他们组织日常工作的重点与优势在于社区建设和发展，她计划几个月后再赴灾区考察，工作重点是协助当地的社区重建。
基于同样的认识，张丽娜也透露，他们接下来想做一个专门的网站，作为NGO 在灾区重建中的项目交流平台。
清华NGO 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指出，这次大灾对NGO 自身专业性、组织性的促进，应该比较明显。
“ 现在只是开始，而整个赈灾过程可能持续几年。对于NGO 本身这是个学习的过程。”她说，“ 目前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现很多问题，NGO 就会明白，应该公开，应该有一个监督机制，要有审计，要改善决策和治理。这个过程肯定会促进 NGO 自身不断成熟。”
在经验和自身素质问题之外，NGO 在相互协调方面暴露出更大的缺陷。
在这次各种投身救灾的民间力量中，很多NGO 已通过诸如“NGO 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 这样的临时组织建立起联系网，但范围终究有限。环保组织“ 绿家园” 负责人汪永晨表示，目前谁也说不清楚，到底一共有多少家NGO 参与了这次救灾行动。
规模庞大的NGO 救灾队伍，充分显示出当前中国社会公民意识蓬勃兴起的新气象。但由于缺乏能够统一调度这些民间人力、物资和信息资源的机制，用梁晓燕的话来说：“ 一旦到了这种时候，大家全像没头苍蝇一样。”
不少NGO 认为，他们优势在于自发性、灵活性，可以弥补政府在统一救援行动中的遗漏。但这也为整个救灾工作增加了不确定性。
梁晓燕指出，一线志愿者对信息的掌握毕竟有限，往往选择去各大媒体曝光最多的地方，导致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人员“ 扎堆”现象严重，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资源浪费。
应该看到，NGO 行动中暴露出的茫然与无序，除了其自身能力与经验有限，更深刻的原因或许来自NGO 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尴尬。
许多NGO 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政府部门的救灾指导，但由于以往与政府之间一贯缺乏沟通，导致关键时刻许多具体行动难以顺利展开。在灾区前线，就有许多NGO 志愿者因得不到红十字会等官方机构发放的通行证，变得寸步难行。
“ 信息总归是不对称的，政府不了解我们。”“ 国际行动援助” 的此里农布说。他认为，NGO 应积极主动地去与当地政府沟通，表明自己的意愿和立场。而不能抱不合作、自己干的态度。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民间NGO 一直在积极寻求、争取更大的空间。尤其在这次救灾活动中，他们更渴望在救助受灾同胞、实现自身价值之余，也赢得政府与社会的目光与认可。
不过贾西津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认知上的问题，应该看到NGO 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制度性根源。
“ 现在还是有一些制度性的制约，跟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管理思路有关系。” 她指出，“ 实际上政府还是对政府控制以外的任何力量有着担心，对公民的自由度非常谨慎。” 因此政府和民间的合作，存在着制度局限。
“ 当然，如果通过更多的接触，政府如果能够对此有更多认知，在机制各个细节上不断改善，可能可以促成制度更快、更顺畅地转型。” 贾西津说。（ 本文摘自《财经》2008年5 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