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年里，我一直在内心深处等待父亲去世的消息。我知道，这个消息将在某个时刻通过某种途径告诉我，而那时，父亲将在我不在身边的情形下离开人世。我从少年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我执拗地相信少年时一个算命瞎子的预言，他说我长大后将远离故乡，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不在身边。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冰雪披头的滋味。他的预言刚一出口，我只觉得头皮发麻，后背发冷，内心被悲伤和惊惧充塞，我很想呕吐，却不能。从此，我知道，总有一天，父亲也会离我而去的，而我不在他的身边。
我从未告诉过别人这个预言，但我一直暗暗地相信它。每次在寒暑假回家的时候，我都坐在父亲的对面，细细地看他，心里想，不知道这一次离开是否就是最后的一次，我得好好地多看他几眼，多看几眼。我的父亲，他是会死的，他会永远地离开我。我一直害怕这件事，一直在心里做着准备，准备了许多年，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这许多年里，我一直为两件事所困扰：一件是怀孕。按东北的风俗，双身子的人是不能参加葬礼的，我害怕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怀孕，或者在产期，那样，我便无法亲自去送他，我不敢想这件事，那简直令我痛不欲生。另一件是出国。我害怕父亲在弥留之际睁着眼睛等我，我却隔着千山万水赶不回去，我觉得若是这样父亲就太可怜了。但是最终，父亲并未给我任何遗憾和自责的机会，他很安详地睡过去，也许连他自己也未想到只是像平常一样的睡眠，从此他便无法醒转了。
本来是要给他过 80 大寿的，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天南海北的亲友们都在张罗着。
这件事，在日历本上划下那个聚会的日子，互相传着音信，订好回程的日期，早早地备好贺寿的礼钱，哥哥已经预订好饭店和菜谱，大家安心地等待那个庆祝的时刻 ……然后一切化为乌有。
那天不知为什么，特别想他，想和他说说话，哪怕听听他的声音也好。打过电话去，家里竟然没人接。晚上再打，还是没人接，心里非常不安。第二天早晨给姐姐家里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我想一定是有事情了。情急之下，给老家所有能联系上的人都打了一遍电话，知道一位上了年纪的远房姑姑过世了，父亲听了这个消息突然晕倒，住院了。终于和大姐联系上，她告诉我老爷子在医院里躺了两天就想出院了，医生说检查结果比较乐观，与同龄人相比，他的脑电图和心电图都不错。那时，我满有信心地对姐姐说，老爷子的命硬，应该能过完这个生日。
11 月 1 日，是人民大学 65 周年校庆纪念日，全校停课。我坐在宿舍里读书，莫名地，有几个句子萦绕着不肯散去，我只好顺手写在书页背后：
我坐在世界的角落里
倾听神的呼吸
人的呼吸
黑暗之地的呼吸
我坐在世界的角落里
等待神的消息
人的消息
虚无之地的消息
我在准备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我并不真正清楚，但是潜在的意识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下午 2 点钟，我读书读累了，睡着了。我梦见回到父亲刚刚搬出的那间平房里，大姐靠着小衣柜哭泣，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家有人死了。”声音如此清晰，令我不容怀疑。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后悔，后悔自己没能在国庆的时候回去一趟看看父亲，后悔自己没能再多看他几眼。梦中同时亲着姐姐的额头，安慰她说，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会过去的。然后醒来，枕边的小闹钟正指向 3 点 50 分。我醒了来，潜意识中不愿多想这件事，试图用别的事情去缓冲它。又看会儿书，便和同屋去吃晚饭了。
晚上 7 点 35 分，电话铃响了，我听见是二姐的声音，我直觉到不祥。那时，我正趴在床上读耀斯的《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那一段谈的是悲剧的净化作用。姐夫告诉我说，老爷子不行了，快回来吧，我问他，不行了是什么状况？他说快回来吧。那时，我隐隐地希望，父亲只是昏迷不醒，那样，在我赶回去的时候，还能看上一眼。我从床上爬起来，给导师打电话请假，他不在，他的女儿说帮我转告。我开始收拾东西，我的一切表现出乎寻常地镇静，那种如披冰雪的感觉并未出现，但是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我突然失声痛哭，我明白，他已经走了，我永远也看不到他了。
坐在回住处的出租车里，看着大街上的车流人影，看着一张张陌生而疲倦的面孔在冬日的路灯底下匆匆闪过，那种生命无常的感觉再一次向我袭来。我真的不想要孩子了，不愿意她有一天也像我一样面对至爱之人无可挽回的离去。一想到无法再见到父亲那张活生生的脸，我就浑身发冷。
司机坐在一边，时不时地吹着快乐的小曲。窗外车来人往，声浪喧嚣。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刻我失去了父亲，就像我无从体会司机在这一刻的快乐。即使人们彼此坐得很近，我们依然无法明白对方的悲伤与欢喜。路灯一盏又一盏地过去，在父亲失去最后意识的时刻，这个世界与他不再有关系，他的时间永远地停留在某一点上了，而我还在这里，在接下来的时光中继续行动和感知着，我和他——那个给了我生命的人，也已经不再有任何关系。这里面蕴藏着一种难以言述的荒诞和虚无，仿佛一场梦魇，挤压得我透不出气来。
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把我们几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现在他走了，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再把我们的孩子带来？然后呢？这就是活的意义吗？我不知道。
北京的冬天有的时候真是冷。
玮在我们租住的小屋里等我，机票已经定好，上午起飞。
我漠然地坐在床边看他收拾东西，似乎明白他在做什么，又似乎不太清楚。他把提箱收拾完，坐到床边抱着我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不停地发抖，我说：“我们不要孩子了吧，不要了，要不有一天孩子会受不了的。”
玮没说话，只是摸摸我的头。
我说，他现在一定被放进冷柜里了。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有一个人的妈妈去世了，当晚被推进医院太平间的冷柜里，她写道，不知道晚上妈妈在那儿会不会冷。我说，我现在不这么想，我知道他不会冷，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是我真受不了这个，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的手、他的脸，都不再温暖！
母亲和父亲都先后以遽然离去的方式离开我们，许多朋友在安慰我们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样的离开是他们的福分，没遭罪呀。我明白她们说的有道理，可是遽然离去带来的巨大空白是任何安慰都无法弥补的，它是儿女终生的伤口，是一生的痛点，它往往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直视自己对他们的疏忽。
我不知道，对逝者和生者而言，到底哪一种离去的方式是最合适的，到底有多少遗憾是能够避免的。《传道书》上说：“生有时，死有时。”如何离世，通常不由逝者和生者说了算；但如何能让逝者在生前得安慰，生者其实能做许多。只是，往往在他们已经离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想起来。
迄今为止，我都无法原谅自己陪父亲的时间那么少，通电话那么少，与他交流得那么少。我生气自己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忙着做些并没多大意义的事，所有那些看起来非常重要的事在父亲去世之前有很多，在他去世之后也是那么多，其实多做少做哪一件都是可以的，早做晚做哪一件也都不会损失太大。但他走了，我根本找不到补救的机会。
有好多次，我都想抓住旁边的人告诉说，不管怎么样，趁着老人还在，能为他做点什么一定要为他做，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
真的，我真是希望再有一点点机会，只是一点点，可以让我对父亲多说几句让他高兴和安慰的好听的话，给他买些他喜欢的东西让他开开心。那么多年里，我每次回家都为父亲买又大又胖的香蕉，那是我最喜欢的水果，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也是他喜欢的，又甜又软，我想他上了年纪，牙齿不好，肯定喜欢，他也从来没说过他不喜欢。直到他去世了，我才偶然从大姐那里知道，父亲最喜欢的水果是葡萄，尤其是那种巨峰葡萄。我听了，对自己非常生气，我从来没为他买过葡萄，也从来没问过他喜欢吃什么水果，更从来没向经常和他见面的姐姐们询问过，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想像去做事，而且认为是在为他做。他知道我的本意，很宽容地领受了，从来也没告诉过我真相。就像那次他在我家里过 70 岁生日，我早晨起来为他做了一碗汤面。那时我刚结婚不久，还在学习做饭，那碗汤面做成了面砣，父亲微笑着吃光了碗里的面，放下筷子的时候，告诉我，做面条时水应该宽一些。我后来想，那碗面一定难吃得很，他竟然毫无难色地吃了下去，只因为那是女儿在他过生日时表达的一片孝心。
他去世之后，我好长时间不太敢做面条，每次向锅里倒水的时候都会想起他的叮嘱——“做面条水要放宽”。但他后来再未有机会吃我做的面条，我也再未做给他吃过。
我惟一略感平衡的一件事是他过生日的那天，我为他洗了一次脚。他当时不太情愿，说自己又不是老得连脚都够不着，我说我还从来没给你洗过脚呢，给个机会吧。父亲也就同意了。我后来回老家，从来没想过再为他洗洗脚。我总是匆匆地回去，又匆匆地离开。
父亲去世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周都能梦见他，在梦中，我最常说的话就是——“爸，对不起。”在其中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己背着书包跟在他旁边，他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送我去上学，路边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白色的墙红色的砖四处散落着，阳光从马路那边洒过来，我对他说：“爸，对不起。”我记得他在梦里拉着我的手，像小时候那样，带着我朝前走，他说：“挺好的，都挺好的，别想那么多。”那个梦让我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我希望他能原谅我，原谅一个女儿对他生命的疏忽。
二
父亲去世初期，我时不时地会淹没在悲哀中无以自拔，更多的时候我在观察着悲哀划过的伤口，据说心理学上把这看作是丧亲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像我在他住过的房间里，在亲友纷纭而至之时，微笑着重复说哪些哪些东西是我老爹最喜欢的，仿佛他就在人群里，那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但这些都是没用的。
回到北京，看着那只趴在箱子上的电话机，我知道有一个号码我永远都无法拨通了，那边已经不会再有我想念的人接听，用低沉苍老的声音叫我的乳名，问我功课忙不忙，然后不管我问什么，他都会回答说他很好，大家都很好，不用惦记。父亲的一只耳朵在文革中被打聋了，另外一只也在年月的风尘里日渐哑钝，他其实并不能完全听清别人的问话，对面相坐的时候，他告诉我他通常是通过唇形去猜，但电话里是看不见口形的，他便凭感觉，设想我的问话。偶尔，他多说的几句，通常并不是好消息，通常都是某个叔叔、姑姑去世了。我拿着电话，想着那些苍老的面孔再不能相见，忧从中来，能追问的不过就是什么时候、得的什么病之类，嘴里淡淡地应着，告诉父亲自己多保重，心里早又多了一层惊惧。
我知道他早晚要走的，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小时候，有那么几次，我夜里会莫名地醒来，恍惚间怀疑他是否还活着，为什么四周会那么安静，我屏住呼吸，全身紧张，惊警地细听，终于听见他的呼吸，我才放下心，重新入睡。有时，我是被他的呼噜声吵醒的，不过我从未因此有过任何抱怨，呼噜声总是让我很安心。
他活着，只要他活着，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可信任的。只有一次，这种信任发生过些微动摇。仍然还是 6 岁那年吧，他带着我坐通勤的小火车去上班。那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行进中火车突然紧急刹车，我没站稳，一下子跌倒了，与此同时，我惊愕地看见父亲也在我对面跌倒了。我大哭起来，父亲站起来后急忙把我抱在怀里，问我摔坏了没有。自然是没有的，但我一直到下车都在不停地哭泣。我不知道父亲也是会摔倒的，他也是会受伤害的，这让我非常害怕和伤心。到了他工作的办公室，我坐在他的怀里，用小手摸他的脸，问他，你疼吗？他说不疼，我说你要是疼，也哭吧。他当然是没哭的。
记忆中，父亲给我梳过头、补过衣裳，其实对他来说，这都是没办法的事，一切女人和母亲当做的事，他都得为我承担，除了给自己的女儿洗澡。我记得那时母亲刚去世不久，他带我到某个亲戚家去，晚上牵着我的手回家，我在路上告诉他，我身上不舒服，我该洗澡了。那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属于男人，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我没有这样强烈的意识，我记得他当时犹豫了一下，说，明天找你大姐帮你洗洗吧。
幸好我有姐姐和长嫂，她们都比我大许多，可以教一个小女孩成长并面对长大成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我后来想，父亲当时一定很难过，他一定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女儿在一个没有母亲的环境中学习长大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不过，尽管如此，他并不溺爱我，他往往是出于本能教训我当做个好人。还是 6岁那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我拿着他给我的 5 分钱去买冰棍。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两三个月了，我已经不太记得她了，仍然和邻居的孩子们沿着大街小巷奔跑欢笑，只有在受了欺负的时候，我才会哭着直接找那个孩子的家长，以孩子的狡猾指责他们欺负一个没有妈的人，当然每一次都奏效，面对如此强烈的道德指责，家长们只能喏喏无言，被告状的孩子也必定会受到惩罚。好在，孩子的心相对于成年人来说要柔软宽容得多，原告和被告很容易因为一个好玩的游戏重新成为朋友。
那天中午，我和一大群孩子围着卖冰棍的老太太买冰棍，老太太看着人多，一时分辨不出谁给了钱谁没给钱，只顾着向一只只脏乎乎的小手里塞冰棍，我站在人群里，向她伸出两只手，等着她拿过那枚 5 分硬币，给我一支冰棍。让我激动的是，她竟然没收我的钱就给了我一支冰棍，我高兴得一路小跑逃回家，急忙把大门插上，跑进屋，父亲正躺在炕上午休，听见我的气喘声很异样，他睁开眼睛问我：“怎么了？”我神秘而兴奋地告诉他：“卖冰棍的老太太没收我的钱就把冰棍给我了。”父亲一下子从炕上坐了起来，冲我吼道：“大热的天，老太太卖根冰棍容易吗？快点送回去！”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对我发火，我赶紧打开门跑出去还钱，幸好老太太还在那儿。
许多年后，我和父亲讲起这件事，我说很感谢他，在我那么小的时候给过我这样的教育，让我很小就能懂得怜悯和公平，知道别人的不容易，知道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讲述的时候，他安静地听着，然后说，是吗？什么时候？他已经忘了这件事。
他那样做，只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他并未想过这样的事对孩子有多重要，他从未刻意要扮演一个高尚的父亲，他只是按照良心的标准做人做事。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会偶尔带着我到亲友家里去做客。所有人都把我当作一个能听见话却听不懂话也不会思考的小孩子。有一天，在二姑家里吃饭，一屋子的人。慢慢地，谈话又开始以我为焦点了。她们说，可怜孩子还这么小，然后就要哭的样子。但我已经学会不哭了。我看着她们，平静地说，我挺好的，不可怜。她们就笑了，说：“家里有这么一个小人儿，也挺有意思的。”那时父亲刚刚和旁边的人说完话，就接着说：“是，带着这么一个孩子，又是累赘，又是安慰。”“安慰”我懂，“累赘”是什么呢？回到家，我马上去翻字典，弄明白累赘的意思原来是负担，我才知道，对于父亲，我的作用是双重的，不是都好，也不是都不好。但无论好与不好，父亲都愿意无条件地承担他的责任。为了让我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他整整独居了 6 年。事实上，他一直在等我长大，等我在一个没有继母的环境中过完我的童年，等我长大了懂事些的时候再接受一个新的家庭。
59 岁那年，父亲决定再婚，这件事立刻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最终，几经周折之后，这件事还是成了。
许多年后，哥哥问他，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他说，他为我补衣服的时候感觉实在是力不从心了。那时，我已经12岁。他一直都在生活上娇惯我，认为我还是个孩子，无法照顾自己。
他去世后，哥哥有一天也到了父亲当年成为鳏夫的年龄，做医生的他有一天告诉我说，他现在能理解父亲，不仅仅是需要一个女人帮忙照顾家，他即使在 60 岁的时候，也是有男人生理上的需要的。
我听了哥哥的话，心里非常难过，为着父亲那么多年一个人的生活感觉难过。在漫长的 6 年的独居生活中，父亲为着自己的女儿有一个单纯、尽可能完整的童年，默默地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晚。我们，至少是我，从来没想过那些孤单的日子里，父亲一个人的难处。
我只是记得，当他准备重新开始婚姻生活时，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不必要的，那种选择对大家具有十足的伤害，我们坚决认为，没有哪个女人能比得上我们的母亲。
他只好说他需要有一个人帮忙照顾家，照顾孩子。这当然也是实际情况。
我现在知道，我们当年是多么残忍了。一个丧妻独居的男人，他完全有权利重新组建家庭，享受正常的、有女人陪伴的生活，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他是个男人，他需要一个女人与他一起度过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但父亲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周围的世界不会允许他说出这样的话，作为儿女的我们也不会允许他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时代，人们的道德底线已经越降越低了，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受到了生活大大小小的伤害，都在积极地向外寻找安慰自己的途径和方案，每个人都在呼吁宽容与理解。人们已经能够容忍青年人的情欲勃发，因为他 / 她所处的生理年龄宽容他们的婚前性行为和在公共场所的亲密表现；也能够同情中年人的感情出轨，觉得那是对自认为不幸的婚姻的有效补偿；但我们仍然无法从容地面对老年人对性的合理需要，无法认同老年人也有自己的爱情。有一天，在站台等车，我听见一个中年妇女用轻蔑的口吻对一个年轻女孩说：“上了岁数就那么回事，就是找个伴儿，什么感觉好不好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告诉你妈别太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年老，一个人就应该自动放弃爱和被爱的权利，好让别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到了年老，就应该隐藏自己的需要，好让周围的人能继续过一如既往的生活。
父亲当时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的表达——为了孩子，他想重新成家。他说这话的时候，隐藏了自己的真实需要，他知道惟有这样表达才能获得周围人的同情和支持，在那一刻，我是他取得再婚资格的入门证。但没有人知道，事实上，在那漫长的独居生活中，他才真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幸福而甘心忍受长夜寂寞的无私的父亲。而这些，他却永远无法说给人听。
我们的评价有时会苛刻到这种地步——我们认为像他这样的付出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他不这样做就是自私的，是对逝者的一种背叛。我们甚至认为，如果去世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也许对我们来说会更好，因为大多数做母亲的丧偶后通常都会守着儿女，不会选择再嫁。我们认为这才是正常的、理应效仿的选择。但110我们在当时惟独没有在意过父亲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的真实需要，在内心深处，我们甚至会鄙夷这种真实需要，我们宁愿他给一个听起来更合理却未必是真实的理由。其实，即使是作为父亲的子女，我们也仍然没有资格要求他必须按照我们的设计和想法选择生活方式，他是父亲，但他是独立的个体，他只属于他自己。
三
父亲一生娶过四任妻子。
据说最漂亮的是第一个妻子，16 岁嫁给他，19 岁得肠绞痧去世，父亲那时还是一个 25 岁的青年。
第二个妻子是我们五个兄妹的母亲，46 岁时得脑溢血去世，父亲当时 53 岁。
59 岁那年，父亲和第三个妻子丁氏结婚，这是与他感情最好的妻子，尽管这种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刺痛了我的兄姊，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丁姨在与他生活 14 年后因肺细胞癌去世。她对自己的病一直不太了解，但她直觉到这一次入院凶多吉少，离家的前一夜，她把我的兄嫂送给她的戒指脱下来还给我父亲，说：“我和你还没过够呢。”她去世后，父亲向我转述这句话时，放声大哭。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女人对自己所嫁的男人的最高评价吧。我一直相信，尽管我母亲在世的时候，父亲和她的感情也很好，但他爱这位阿姨多于爱我的母亲。丁姨临终前，要求她的儿女们把自己单独葬在一处向阳的地方，言下之意是，她拒绝与前夫合葬。我的父亲知道她的心思，他曾经向我们流露过，如果可能，希望有一天能够与我的母亲还有丁姨合葬一处，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丁姨家的儿女肯定不会同意，我们也觉得这个愿望不太现实。他自然也是明白的，后来再没提起来过。那年春节我回家，一个姐姐偶然提起说给父亲买了一件羊绒背心，他收下了却不肯穿。我问他为什么不穿，多好的东西放旧了都是没用的。他笑笑，看着身上那件已经露出旧色的毛背心，说：“这是你丁姨给我织的，都穿好几年了。”
父亲在 73 岁那年的年底与韩氏结婚，这一次，他娶韩姨一半如姐姐所言是出于对其身世的同情——韩姨自幼讨饭长大，年老后在长子家的小棚子里居住，父亲是冬天去接她的，当时她住的床脚上结满冰霜；一半如哥哥所感是出于无奈——他不愿成为任何儿女的负担，他始终认为只有在自己的房子里生活才最自在，为此，他宁肯再次续弦。当时，社会上对老年婚姻的看法已经比较宽容了，甚至开始流行只同居不登记的再婚方案，以避免日后的财产纠纷。但父亲仍然坚持要与韩姨正式登记，他不想让这个受了一辈子苦的女人到末了无名无份，只是别人的一个保姆。
父亲早年丧母，中年丧妻。大我 20 岁的哥哥曾经和我讲过，我们必须好好生活，无论如何要走在父亲的后面，因为老爷子一辈子经历的生离死别太多了，我们没有理由让他再经受老年丧子的悲哀。所以我们都在努力地活，好好地活，尽管有的时候不免觉得活着并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哥哥说，他相信父亲在文革那几年一定想到过死，他那么一个自尊的人没选择自杀，只是因为有我们。
我是在文革后期出生的，我懂事时，只感受到了文革的余波。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在那个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所知道的，都是出于别人的片断叙述。
他的左耳聋了，据说他曾经被吊起来打了两天两夜。
他在寒冬腊月被脱光了鞋子，穿着单衣，低头弯背，在雪地里被押着游行。
他在监狱里被关了许久，母亲省下所有口粮去给他送饭。……
我从未听他详述过那段经历，等我长大时，他只将自己作为父亲和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员的一面展现给我看。我也从来没问过那段经历，那样混合着痛楚和屈辱的经历，我不想听也不忍听。当然我是过于脆弱了，面对患难，我无力记录，总是本能地选择绕行。
父亲年老时最喜欢回忆的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他如何和闯关东出来的爷爷那代人从辽宁进入黑龙江；他如何在母亲早逝的岁月挑起养家的担子；他如何在煤矿的井下工作，并因为不堪日本兵的欺侮，打伤士兵后趁夜逃跑；他如何参加当时国民政府的警察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只工作了三个月，东北就解放了，而不到一百天的警务工作记录带给他的是一生的“不得翻身”……
他的叙述中只有事情经过，是一些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事件片断，他很少讲到自己的感觉，很少说起自己在经历某一时刻的内心感受。对于身经所历的一切，他仿佛是一块站在岁月末端的岩石，刻写沧桑，却不流露感情。就像许多年里他给我写的那些信件，每一封都非常短，除了问候与提醒外，他从未说过想念我之类的话，我只是在有规律的来信中知道他对女儿的思念与爱从未间断过。
我依稀记得，在父亲再婚的婚宴上，似乎除了我，没有别的儿女参加，他们要么在别的城市工作，要么在自己的家里忙晚餐。那天我放学回家，一屋子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面孔，是丁姨单位的同事。我坐在她们当中，一直冷着脸，默默地吃着饭，听着她们和父亲、阿姨开的玩笑，满心的悲凉和不屑。父亲一定是瞥见了我的表情，他在
玩笑的高潮中请大家在乎我的在场。现在想来，父亲当时的为难也到了极处，他要费尽力气才能维持新家庭与儿女之间的平衡，在某些时候，他需要放弃一些他很在意的东西，比如自尊和他人的理解。倘若他是一个善于借酒浇愁的人倒也好，或者是一个稍有不满就大吼大叫的人也好，再或者是个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好，总有个办法可以化解心中的郁悒忧伤，但姑姑们都说他不善言辞，却是个凡事心中有数的人，极为敏感。现在想起来最令我难过的是，他所忍受的一切，他从未和人讲过，他都是一个人咬紧牙关承担。
我相信，那些苍茫的岁月在他的内心深处曾刻下过痕迹，他曾经也有过孩童的好奇与欢喜，有过少年人的迷茫与憧憬，有过恋爱的甜蜜与伤感，有过被剥夺尊严的屈辱与愤怒，有过被误解时的无奈与压抑，有过等待被宣判的恐惧与挣扎 ……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作为人的一切属性在他的身上都消失了。
在殡仪馆的祭奠处，一个堂兄把父亲刚刚火化的骨殖盛在红布的托盘里捧给我们，大姐看着面前细碎的骨殖，泣不成声：“那么结实的老爷子，怎么就剩这么一堆东西了呢？”《创世记》中有一段，上帝告诉亚当说：“你出于尘土，也将归于尘土。”这就是人至终的结局吧，没有谁能逃得脱。
那么多年里，我等待着父亲的去世，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将是我最害怕听到的消息，我不知道他离开之后，我会如何活下去。一转眼，他已经离开五年多了，我仍然在活着，似乎和他在的时候一样。只是有时，我会突然非常想念他，非常想再看他一眼，再听他说句话，那种想念让我每每在夜半痛得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总能想起丁姨去世的那段时间，正是夏天，他一个人，拿着一把苍蝇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四处徘徊。有时读着读着报纸就坐在沙发上打起盹儿来。我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缀满老年斑的手臂，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也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的，而我毫无办法，只能坐在他的对面，静静地忧伤地看着他，听着桌上的老钟咔嚓咔嚓咔嚓地响，时间无情地漫过，将我们越隔越远。
博士学位答辩会结束后，我回到住处，坐在空寂的宿舍里，特别想给父亲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我入学的时候，他还在，我相信他一定会为我取得的成绩高兴和自豪。他很少夸奖我，但曾经当着我的公婆面表扬过我，说：“这孩子从小到大读书从来没迟到没旷过课。”我明明知道电话那边不会再有熟悉的声音等待我的汇报，仍然忍不住固执地拨出那个号码 …… 那边是冷静的电子录音，告诉我那是空号。
是的，关于父亲的一切，那些与鲜活的生命印记相关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当他化为尘土的时候，他所留下的都是没有温度的物的空壳。
他的衣服我都请亲友们按需分走了，微薄的遗产几乎都来自兄姊们的赠予，征得他们的同意，基本都留给了继母韩氏，我相信这是符合他的心愿的安排。我留下了他的工作证和自行车证，还有一串钥匙和一柄用来读报的放大镜，上面有他的指纹。
父亲一直活得很有尊严，近 80 岁时仍然能够自理，安详地睡去也许是能够让他直到最后时刻也保持尊严的最好的方式了。
6 岁那年的冬天，一个傍晚，路上有雪，雪很大。天上有星星，星星很小。停电了，整条街都是黑的。我跑出黑洞洞的家门口，举着一把手电筒，站在父亲下班回家的路上等他。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我就那样举着手电，向所有走过来的人摇晃，直到看见那张让我安心和熟悉的面孔。
昨夜，我又梦见了那个傍晚，梦见我拿着手电筒站在有雪的路边等他回家。在梦里，我还没长大，父亲也没老去，我们相依为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切的遗憾和疏忽还都来得及弥补，一切令人安慰的美好时刻还都可以期待 …… 2003 年 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