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尔文的生平
加尔文一生中总共只有三次谈到他个人的背景。临死前他将生平的资料告诉在日内瓦和他一同事奉的长老；在之前几年，他对自己的生命最详细的一次叙述，记载在他写的《诗篇注释》的引言中。他的这个举动意义深长。他深受诗人大卫的影响，而大卫在他的诗里似乎什么都讲。加尔文曾经说了一句名言：“加尔文与诗人大卫的不同，在于诗人大卫任何时候都将他所有的情感完全在神面前表达出来，而加尔文只在某些时候才将某些情感在神面前表达出来。”加尔文是在查考《诗篇》，写注释的时候，让人感到这亦是他谈个人生平的时候。
我现在给大家提供的资料大多出于他所著《诗篇注释》的引言。他六岁时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再娶。他不大尊重其父，因其父乃权宜主义者，很有野心，为自己的利益不惜剥削教会。他的叔叔和其他的亲戚是卑微的船夫，在河上从商。其父受过一些教育，附属当地的大教堂，但不是按立的神职人员。他期望自己的儿子受教育，但又觉得在教会工作无钱可赚。所以当年轻的加尔文想接受按立的时候，其父却坚持要他读法律，因为从业法律收入比较高。
加尔文这个人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他虽然是伟大的教会领袖，但却没有留下任何按立的证据。我们也许会感到很惊讶，原来他是个平信徒，然而这一点却很重要。他在这一条核心的信条上强调了自己改革的信仰。
1520至1523年，他在巴黎大学时，住在校中一所书院，此书院乃一百年前为了在学生中推动灵命追求所建。在同一书院中，亦住了伊格那修·罗耀拉。我很想揣摩他们两位之间的对话，一个是伟大的反宗教改革的领袖，另一个却是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1525年他开始
学民法，在神的保守下成了一位有法律头脑的律师。 如果读过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要义》，就不难看出他那律师的才能，即去除一切杂质，提炼出信仰核心的才华。在这本书中，他没有用错一个字，亦没有一个思想表达得不够清楚。这本书是教会内一部相当出色的信仰表白，当时他已信主大约10至12年。1536年此书的第一版面世，此书成为诠释基督教教义的里程碑，这是加尔文个人从未意料到的。其实他写这套书的主要目的，乃是为受逼迫的朋友辩护，他们当中有些是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加尔文在书中为他们的死提出抗议，因他们为主牺牲不过是出于简单的圣经信仰，而不是出于逼害他们的人所认为的异端思想。
2、加尔文的性格
下面我们来看看加尔文的性格。一般的文字著作误解他，通俗文学亦错误地描述他这个人。他出身卑微，幼年时敏感、害羞、畏缩，
深感需要信赖神。加尔文内心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深深地体会到需要倚靠神。因此，他对神的话的态度，就是简单的顺服。第二是他的敏感性。我们把他当作是新教的阿奎那，认为他是个将神学系统化的人，既严谨又强硬。其实这种印象是错误的。他对自己的归主感到非常惊讶，神居然会选召他。1520年他曾如此描述自己：“本性退缩，未经琢磨，总是渴望享受宁静的生活。”当他开始讲道，成为受人欢迎的教师之际，他却希望能到一隐密处，脱离人群。隐退的心愿达不到，想隐退的地方却成了公共学校。虽然他愿过隐居的生活，神却让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不得安宁，反而把他摆在水银灯下。第三，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他记念那些为主牺牲的弟兄，为他们的声誉提出辩护。他在《基督教要义》这本书中说：“我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想让人知道这些人的信仰为何，让人看到那些破坏他们声誉之人的邪恶、谄媚和不信。”
《基督教要义》这部书是逐渐发展出来的巨著，曾出版过几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比前一个版本有进步，也更加完整。加尔文几乎一生都在不断修订这本书。今天基督教领袖的态度就很不同，他们一本又一本地写，而加尔文只专心出一本书。
加尔文亦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说他的目的不在于身居高位，享受美誉。其实他一点也不想到日内瓦去，他之所以去了，乃因他的朋友法雷尔(Farel)说，如果他不去，神的咒诅会临到他。他自己的心愿是隐居。他在日内瓦期间遇见很多困难。听听加尔文自己说的：“虽然我承认自己本性懦弱、柔和、胆小，但一开始我就要承担这些狂风大浪。”曾有一段时期他被赶出日内瓦。那时他感谢神，他终于可以隐藏起来了。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再次被推出来，重返日内瓦，一直到死。他说在大卫一生中，神似乎带领他走每一步。这对加尔文是无比的安慰。在他的一生中，《诗篇》是最大的安慰。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加尔文的软弱、胆怯和害羞，他才更加体会神的恩典在几方面的确都是够用的。
很少人像他这般毫无保留地信赖神，他决心让神进入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想象中。他所有的人际关系，无论在道德、知识还是属灵方面，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交的，他都让神居首位。如果他不得不接受加尔文派这个事实，他会这样说：“这个人是个认识神的人，他的情感和思想都被神所充满。”此乃加尔文敬虔的源头。在这里我不计划详细讨论他对敬虔的教导，但我可以说，圣洁的观念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毫无疑问，他年轻时受到了14世纪托马斯·肯培的属灵观的影响。
但最重要的是加尔文的神学知识是满有生命力的，是经历性的。他的属灵观和神学深受他对圣经的认识所影响，神的话语提供了客观的实存，圣灵乃主观的因素。因此，真正对神的认识，乃是神的话语与圣灵合作下传达给人的。宗教改革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圣灵的工作放在中心，这是在中世纪最缺乏的。他们忽视圣灵，又不看重神的话。然而，加尔文却在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同在下，产生了正确的属灵观。圣灵光照人心，使人能看见圣经中的真理。
加尔文说，是圣灵在人心工作，使人体会神的神圣，因而导致确信、认罪和明白，远超过理性的范畴。他又说，信徒被神的真理说服，立时就肯定那是圣灵的工作；因圣灵帮助人感受神的同在，承认神的神圣，经历神的父性，和享受他的同在。但圣灵并不启示新的真理，所谓新的乃指超越圣经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试验此灵是否圣灵，就看他的教导是否和神的话语一致。今日正当我们强调圣灵之际，我们也可以用圣经的真理来察验是否是圣灵的工作。同样，我们亦不能随便摒弃圣经，将之肤浅化，或者带有将圣经偶像化的倾向，我们要通过不断地修正，以取得平衡。因为解释圣经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发现加尔文还强调内向性，即个人和个别的敬虔，但同时亦要逃避主观性的危险， 因为神的话语有其客观性。另一方面，他认为
神学不仅为满足理性的追求，亦包涵在生活中落实真理。加尔文从来不质问神，因为他认为人没有资格如此对待神。反之，他认为我们理当接受神的质问，这一点再次表明他的谦卑。这就是加尔文的属灵观的核心。
3、改革宗与科学
在结束之先，我们要谈谈改革的教义如何将人的思想观念，从中世纪转变到现代。改教者，尤其是加尔文，提出一项重要的教义，即“信徒皆祭司”的观念。此观念导致现今科学时代对经验主义的探讨。你或许会感到奇怪，信徒皆祭司的教义与现代科学有何关系？简单
得很，这个教义论及神在创造时赐给人一个特殊的地位，神亦赐人思想和声音去宣扬神创造的荣耀。人代表所有不能言语的受造之物表达对神的感恩。
因此，在16世纪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世纪末，欧洲90%的植物学家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谈到野地的百合花如何生长。所以当时的人决心认真地研究所有的植物，将之分类，并描述其荣美。现代的植物学就是在这个动机下开始的。
在巴黎盆地离加尔文出生之地不远处，有一位卑微的陶匠，用泥制造陶器，他的手指不时地碰到机器上的化石，当然他不得不停下来将那些碎化石放在一边。他单纯地相信这些化石也是神的创造，应当鉴定和分类。柏利斯的伯纳德(Bernard of Palissey)就这样意外地成为了古生物学的创始人。同样的情形在天文学、地理学或其他科学的领域都有。由于人对神创造之奇妙的好奇和感恩，为现代科学的起飞建立了架构。
4、天职观
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及亲身的探讨是一回事。加尔文主义传统的属灵观还引申出另一种属灵的好素质，这亦是早期教父曾提及的问题，即谁是基督徒？基督徒和世上的普通人看来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他要活出福音，在生活中实践福音的本质，所以他理当是最好的商人，最好的水手，最好的官员，最好的公民，最好的丈夫和妻子，最好的主人和父亲。因此，16世纪时，人们公认基督徒的道德行为是最高尚的。17世纪的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亦说：“我们就是扫地，打扫卫生间，也是为了神的荣耀。”
16世纪的改教者说神的呼召有两种，即“特别呼召”和“普通呼召”。改教者对这两种呼召的解释如下：普通呼召是指信徒蒙召过信心的生活，他们引用《希伯来书》11章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凡不出于信的就是罪。此呼召的范畴，即过信心的生活，信徒一生最主要的工作乃因信而活。然而，在普通呼召之外，还有特别呼召。比如说，一位姊妹可能蒙召作母亲，处理家务；另一位蒙召站讲台传讲福音；另一位蒙召作科学家，像那些蒙召作植物学家的人一样。他们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今天福音派的人完全忽视的观念，即特别呼召乃次要的呼召，普通呼召乃首要的呼召。蒙召作医生、护士、老师并非主要的，最重要的乃是蒙召作神的儿女。我们蒙召作基督徒，最要紧的不是站在什么岗位上，乃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最主要的身份不在于我们的专业，乃在于我们是否在基督里。
今天的年轻人之所以深受作抉择之苦，乃因他们接受了世俗的看法：假设人的身份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职业。但这完全曲解了加尔文拣选的教义，他强调的乃是基督徒要过信心的生活，这比人选择职业更为紧要。
今天我们觉得按立人全时间作传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有严肃的仪式。但我们若像加尔文一样地激进，真正相信信徒皆祭司这个教义，那么我们亦当有同样严肃的仪式按立护士、秘书或主妇，因为这才是拣选的正确意义。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人被按立都是为了荣耀神。
改教者强调一个真理，即人当在蒙召的岗位上尽忠。他们引用《传道书》9章10节：“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还有《耶利米书》48章10节：“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因此，我们要爱惜光阴，全力以赴。
除此之外，改教者又说，我们的呼召包括我们有责任在爱中彼此服侍。这使我想起马丁 · 路德说过的似乎自相矛盾的话：“当基督徒作众人的仆人的时候，他是最自由的。”《以弗所书》4章1节教导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人若重视专业生活过于信仰生活，他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激励自己在专业上的发展。比如说，今天的基督徒医生和护士，若他们的良心不同意堕胎，他们想在专业上见证主，可
能就不得不放弃升职或其他好处。这样作他们就等于把普通呼召对他们的要求放在特别呼召之上了。我们当顺服的是神而非人。
4、家庭管理与现代经济
16世纪的改教者和17世纪的清教徒，开始为个人生活奠定了治理之道，详情记载在《基督徒指南》(Christian Directory)这本书内，书中谈及治理家庭经济之规条。“经济”这个词用得很合适，此词来自希腊文“家室”(Household)这个词，原文乃家庭管理之意。17世纪所谓的经济指治理家庭生活之道；根据《以弗所书》5—6章的教导，是包括夫妻相处之道，父子相处之道，主仆相处之道。著名的清教徒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在1660年代出版的这一套五册的《基督徒指南》，详细提出与经济有关之基督徒道德行为的准则。
18 世纪后，经济这个名
词的涵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经济学家亚当 · 斯密(Adam Smith)谈到政治经济，特别指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管理一个国家。所以，现代经济学与16世纪为经济下的定义完全无关。但我们切不可忘记改教者的看见，治国之前，必先齐家。现今的世代为何如此混乱？皆因我们期待把社会较大的单位管理好，然而却不知如何管理自己的儿女。世人道德观的分峙导致社会的混乱，新约书信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原则。基督徒若羡慕作圣工，治理教会，必须先齐家，否则不适合承担重任：换言之，家庭的治理在先，其他较大单位的治理在后。这是改教者所强调的一点。
5、17世纪后的世俗化
总之，是什么导致现代之改变，是什么取代了改教者所奠定的根基？17世纪的人对自然界满了幻想，他们不把神当作受造之物的创造者来礼赞，新兴的科学家反而把自然界当作自我一致的机器，有其独立的规律和自己的秩序。1648年一位信徒波义尔(Robert Boyle)发现有关气体的定律。他著书批评那个时代的人对自然的看法，并指出基督徒信仰的危机，过分强调自然界的地位；其实，那是人的幻想，完全抹灭了创造者的存在和地位。
第二，神的护理之教义亦逐渐地世俗化。改教者再三强调神的护理，认为若没有神的护理，人根本无法生存。他们对神的护理认识很深，他们相信这就是信心生活之基础。18世纪末期，神的护理教义变了质。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经济的定义又逐渐改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Wealth of the Nation)中提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将会产生的紧张状态，因为双方有不同的利益：一方想用最低的价格购物，另一方则想赚最多的钱。斯密认为市场上存在所谓的和谐原则，其实这是已经世俗化了的神的护理教义，成了抽象的原则，事实上这是一个神话，是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和谐原则指的乃是市场上合宜的定价原则。
18世纪末，罗素提出在政治上亦有所谓的和谐原则，即多数人投的选票就是最好的选票，这是民主法治的开始。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勒辛提出教育上亦有和谐原则，即公共教育乃最好的教育，这是现代公共教育的由来。现代生活的一些基础都是建立在此神秘的假设—和谐原则之存在。我们往往不批判、不探讨我们持守的假设，任凭自然凌驾在神之上，坚持自然有其定律和运作的方式。和谐原则之面世，令启蒙运动时期的人假设他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
导致世俗化精神的第三个原因乃是另一个假设，即人在不断的进步中，凡是新的就比以前的好。此外，19世纪的乐观主义与进化论的哲学挂钩；19世纪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件，都有助于发展人类独立的精神。
最后一点要提到的，是人对权威在看法上的改变。根据圣经，权威乃源自外部的，是外赐的。比如说，航海家发现天体的定点在于对天体之观察，所以，他们用航海之星来衡量他们在地球的何方。基督徒的世界认为权柄来自天上，正如耶稣在圣殿被当时的宗教领袖质问时，他就明说他的权柄来自天上。然而，启蒙运动的人却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权柄并非来自外面，而是主观的，是属人的。现在的人认为很多事无意义，只因这些事对他们没有意义而已。他们暗示自己就是最高的权威，此乃在现代人心中已经成型的过度的主观主义，在人的理性和意义范畴内涵盖对权柄所有的定义。 最后，我们要看看工作呼召教义的前景到底如何？现在的基督徒也已经丧失了改教者对此教义的看法，我们倾向把个人的专业当作身份的象征。我们都体会到社会的不安，我们生存的文化极度要求专业上的安全感和地位。对很多基督徒而言，单单作个基督徒是不够的，还要在社会上有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我们需要社会上的认可，以为有了让人看得起的专业，就能带给人某种程度的认可。这表明我们的身份不在于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而在乎我们的工作，即使是为主作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发展宗教改革的精神，承认改革的教义本身，可以引申出现代生活中许多基本的原则。其实，现代的生活已经从这些教义上越了轨，在各方面歪曲了其基础。比如说现代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态度，我们活在时间的辖制之下，不能享受人生。变形的现代人实在是时钟的奴隶，他的生活若不受时钟的衡量，就感到迷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能了解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得救的时候。人虽然百般想脱离神而独立生存，但无论在任何时刻，神的永恒都可能介入，那个时刻就变得意义重大了。希腊文有二个词代表两种不同的时间，一个是Kairos，代表以永恒来度量的时间，另一个是Chronos，乃以钟表来度量的时间。贝克特(Samuel Beckett)写了一部名剧《等待戈多》，剧中有位富翁，在口袋上挂个大表，表声响亮，他在下一幕遗失了这个表后，整个人好像瞎了眼、疯了一样。另外有两个流浪汉在等戈多，他们俩看出Kairos是要紧的，但对Kairos却没有信心。我们不知戈多是离去了，或是个没有意义的名字，因为戈多一直没有出现。但这两个流浪汉却深信，如果戈多出现的话，他们的人生就有转机。贝克特想要指出的乃是：歪曲了的改革教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与根源断了线。现代生活中的无意义感，就是由于对改革教义之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