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难流泪谷 文/ 李道生

1949年8月1日,哈密全家(即教会,灵工团的弟兄姊妹自称家人)为我们去南疆祷告,张谷泉牧师、李石瑛牧师为我们行按手礼,把我们一行五人——李道生、张惠荣、李田存、冯顺义、田佩瑾,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行五人准备去喀什疏勒传福音。这条路向来没走过,疏勒这地方也从未去过。

 一、经过吐鲁番的热浪熏烤

从哈密去喀什,必须经过吐鲁番,8月的气温40多度,中午地表温度更高(吐鲁番1953年7月最高温度47.6度)。从七角井西行越走越热,真是骄阳似火,特别是经过圣金口(吐鲁番境内)火焰山时,太阳如同火烤炉,戈壁滩热浪滚滚似蒸汽上腾。坐在货车顶上,汽车东倒西歪地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飞扬的尘土热乎乎地向脸上、鼻孔中袭击,汗水、尘土掺和在一块堆在脖子上。傍晚到了吐鲁番城,见到了7月份到那里传福音的田佩基、王惠民弟兄,他们租了两间房子,一边干活,一边传福音。

吐鲁番是北疆、内地通往南疆的必经之地,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当年汉族人很少,盛产无核葡萄、哈密瓜。8月份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葡萄品种不同,成熟时间各异,我们没有钱买来品尝,却闻到瓜果浓郁的香味,不禁感叹创造万物的神奇妙的大能,在这火炉似的盆地竟出产甜美的瓜果供人享用。神带领我们来到新疆传福音,如同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之地。新疆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流奶与蜜之地。吐鲁番的炎热成了葡萄、甜瓜的催熟剂,是特产的必需条件。我们没有多住,次日找好了便车便离开了吐鲁番进入南疆。

二、两山夹持的干沟

那年代,有一种“黄鱼车”,是长途旅行最快的运输工具。“黄鱼”指坐在装满货物的车顶部的搭车旅客。汽车将近检查站时,司机叫“黄鱼”下车走过检查站,汽车过了两头检查站停下等“黄鱼”上车再走。汽车过了托克逊县城便进入了两山夹持的干沟,托克逊是干沟的咽喉。从托克逊南行40公里上坡弯路,然后又一个大下坡直到沟底。沟底是洪水冲刷的砂石滩,没有公路,汽车寻找较平坦的砂滩,穿越无数块挡路的大石头。慢行在无水的沟底,汽车越慢尘土飞扬越凶,颠簸得厉害,晃得人头晕想吐。沟两边的山呈灰色,都是风化岩石,沟不宽,最窄处约有一百米,太阳光像火烤一样,没有一丝风,只有汽车扬起的尘土。40公里的沟底砂石滩路走了四个小时,汽车开始爬坡,司机说爬坡也是40公里,山路依然狭窄弯曲,高低不平。天黑时才到了库米什山顶小镇,住了一夜。次日路过和硕县向焉耆进发,快到焉耆,要经过一段翻浆路,这种路在当时没法改变。冬季泥浆结冰,春夏秋三季地下水上翻,填上多少砂石也无济于事,汽车行驶在上边,如行驶在弹簧床海绵上,砂石被轮胎压下去,挤上来的是泥浆。汽车走得还不如牛车快,路两边是芦苇丛生的沼泽,碱洼湿地,汽车顶上的人晃来晃去地几乎滚下去。这时,蛰伏在芦苇丛中的大蚊虫一团一团地向人袭来,落在人的脸上、脖子上,无情地吸着人的血,由于双手必须抓牢绳子,不然会掉下去,所以无法驱赶贪婪的蚊虫。有时腾出一只手拍打脖子麻痒之处,手掌沾上的是自己的血,这样不停地拍打也赶不走吸血的蚊虫。终于爬出翻浆地,汽车跑得快了些,蚊虫仍穷追不舍,一团团飞舞而来。过一会儿飞扬的尘土淹没了蚊虫的追击,我们车上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主啊,求你使我们有信心和力量能胜过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难困苦,操练我们为主吃苦的心志。”我心中不住地默默向神祷告。一路上饥饿干渴、烈日烤晒、尘土风沙、蚊虫叮咬⋯⋯与我们相伴而行,但当我们到了焉耆的家中看到早期到达的肢体,便得了安慰。路上的一点难处算不得什么,主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比我们受的大多了,一种为主吃苦却滋味甘甜的感觉使得一路的劳累无影无踪了。

三、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

比我们早到焉耆已经建立了教会的肢体有孙岐峰牧师、戴开诚、宋力孚弟兄等人。半年多信主的已有二十多人,自己盖起五间礼拜堂,并在店铺集中的大街上租了一间房用于传福音,晚上有灯下传福音布道会,慕道友近三十人。

岐峰、开诚、力孚三位兄长亲切款待我们,用他们平日不舍得吃的麦面擀面条给我们吃,把仅有的床铺让给我们休息,使我们享受到家的温暖和肢体的爱。

在焉耆住了一个礼拜,便搭车南行。当时拉货载“黄鱼”的车不好找,又没有别的客车,有一位主内弟兄为我们找了一辆货车,只能搭乘两人。经过商量我和惠荣二人先走,我们坐在车顶上出了焉耆南门。过了开都河大桥,汽车停下,司机指着我们夫妻二人叫下车,没商量的余地,说什么也不顶用。车上坐的二十多人都看着我们,让我颇觉耻辱。没办法只好返回焉耆教会,窝了一肚子气,发怨言,“主不给预备车就不走了。”硬是等了一个礼拜,车找好了,五个人一块走,还带了一位刚为主奉献的魏信弟兄,一行六人在货车顶上过了开都河向南行。我们坐的这辆车路经轮台县城南大戈壁滩,见一辆汽车抛锚停在路边,司机的助手看守车,客人一个也不见了,这正是我和惠荣坐上又被赶下来的那辆车。这时我才猛醒,“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前面会遇到什么事情,如何发生,神都知道,我们若不被赶下车,遇到汽车坏在大戈壁滩上没吃没喝没钱⋯⋯想到这里,不禁大声赞美神的大爱,自己发怨言太不应当,求神宽恕吧。

晚上到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西北灵工团的工人晚些日子才能来到,我们找了一家小店住了一宿,在那里遇到一位信主的弟兄,姓何,他在单位任职,由他介绍认识了几位俄罗斯族信徒,他们在阿克苏打工,给人粉刷房子,收入微薄,生活很清苦,他们到南疆谋生头一次见到五六个信主的人,对我们很亲热。汽车急于赶路,我们匆匆离别。后来他们去喀什我们又见过一面,也是来去匆匆,他们谋生也不容易。

汽车缓慢地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六个人在车顶上晃来晃去,颠簸了两天,终于到达喀什疏勒县城,两千多公里路走了近两个月。

四、疏勒——麦加哥接待我们

9月的南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中午烈日秋老虎的威力依旧。我们下了汽车,找到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弟兄,他比我们早到一年,住在疏勒城外北巴扎(巴扎即维语集市)一个马车店的小土房里。一下子去了六个人,住不下,于是当即找到后街上回族老乡开的马车店,租下四间房子,租金是赵麦加弟兄付的,当时我们六个人分文没有。房子粉刷整理清扫后安排一个大间聚会传福音,一间是弟兄宿舍,一间用作修表部,对外修理钟表;一间做伙房,我和惠荣住。那里离赵麦加弟兄住的客店很近,虽是两个院子我们却很亲切,因为与麦加哥在真理领受、宣教托付上基本一致,虽属两个宣教团体,但没有分彼此。麦加弟兄比我们大几岁,大家都热情地叫他麦加哥,很融洽很和谐。1948年夏天,遍传福音团的工人赵麦加、韦西、路德、何恩证等自内地来新疆,经过哈密时,曾受到刘淑媛、李道生、张美英、张惠荣的热情接待,灵里面交通得很好。这次与麦加哥在疏勒又重逢且得到他大力帮助,体现了福音使者在主里面的合一与相爱之心。这种属灵关系和联络实在宝贵,回顾当时的情景依然十分感动。麦加哥有老大哥的风度,我们生活上互相照顾,工作中不分彼此,如同一家。1950年1月14日,麦加哥受感动去和田看望张崇树一家和陈震声一家,到莎车看望初信的弟兄姊妹,同年4月16日返回疏勒,往返96天,为福音宣教不辞劳苦,回来不久又要返回莎车。麦加哥曾建议我们夫妇二人一同前去,后因我拿不到通行证,麦加哥只好一人前往。

麦加哥没把我们当外人,看我们如弟兄,把西北灵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他去莎车之前给哈密西北灵工团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和田、莎车之行的情况,此信刊登在《西北灵工》刊物第二卷第一期18—19页,信中有一段写道“⋯⋯虽然回来了,心仍挂念着和田、莎车的弟兄姊妹。道生、惠荣可能最近前去接续工作,家中(指灵工团)既有人委托去和田,那么不久当可于莎、和两地正式设会矣,哈利路亚。⋯⋯麦加,4月14日。”从麦加哥信中流露出福音使者宽广的胸怀,以福音为念的心志,每每想到麦加哥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便觉甜蜜。麦加哥后来定居喀什市,晚年患病卧床,行动不方便,但仍然心系主工,坚持与弟兄姊妹交通、祷告,直到2007年3月1日上午9时安息主怀。1949年圣诞节,初信主的和慕道友已到三十多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土房里,炉火温暖,过圣诞节的气氛热烈,在一起赞美、祷告之后我们到附近不信主的人家中报佳音,歌声充满冷清的街巷,耶稣基督的名在这南疆小城传扬,吸引了不少人听福音真道,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的情景仍然深刻印在心中。

五、限制自由与驱逐出境

在疏勒我们一边劳动一边传福音。田佩瑾弟兄会修理钟表,在住地门口挂一块布招牌——“修理钟表”。我和天存、顺义接待慕道朋友,惠荣做饭。圣灵与我们同在,虽然修钟表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五人(魏信弟兄返回哈密)同心合意,信心很大。每主日聚会人数渐增,先后有刁德昌夫妇、希牟宾夫妇、陈延年夫妇、张学仁弟兄信主加入教会。张学仁弟兄在城里大街上开了一个白铁铺,加工水桶、铁炉、烟囱等。张学仁弟兄收我为学徒教白铁技术,效法使徒保罗自食其力,靠双手劳动不累着教会。当时的疏勒叫汉城,疏附叫回城,两处汉人很少。有一位叫任秀峰的接受了福音,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生意很好,任秀峰信主之后带领全家信主。

我们到疏勒时还没有解放,由于福音传扬很快惊动了当时的执政当局,9月中旬,新疆尚未和平解放,国民党当局已失去控制局势之能力。我们从不打听关心社会局势及政治形势,对当时的混乱与紧张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传福音祈祷读经,缺少社会知识与应对能力。有一天,一个头戴礼帽,驾着一副墨镜,穿黑色西服的人来到我们住处,自称是电信局的,问这问那。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来意,就本着诚意向他传福音,并且说我们不仅在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谈完道这人就走了,当时有一位姓李的河南人在另一间房子里,他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电信局的,是国民党42师特务营长黄文杰。”我们没当一回事,没有察觉事情的严重性。第二天,我们收到一张驱逐令,限一周内离开喀什境内,否则逮捕,落款是第42师特务营长兼军警联合纠察处长黄文杰,盖有两块大印章(关防)。收到驱逐令,细想处境十分危险,住下不走有文件——逮捕,离开也会有危险——半路截杀。但我们内心很平安,主与我们同在。从一开始奉献,走上锡安大道的头一天起就清楚这条路是穷、苦、死的路。穷和苦的滋味尝到一点点,唯有死还没有经历,我们进入禾场几天就面临死的威胁,不禁想到《诗篇》23章4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想到这里便平静下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决意即便被捕也绝不离开疏勒。过了几天才知道黄文杰下令赶走我们的原因:他怀疑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地下共产党。据以后知情人告诉我们:你们没有走是对的,如果你们离开,在半路上要被秘密抓捕,因为上级说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密探八路。我们心中满有平安,为主受大苦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五人同心合意地祷告,专心仰望神,既不害怕也不退却,准备被抓。

驱逐令的限期已过,没有人来抓我们。接下来的几天街市乱哄哄的,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我们去找黄文杰,他说:“你们不准活动,也不要离开,虽然已经解放,如火上了屋顶,不准你们活动,否则即刻逮捕。”这时他们的态度不像前几天凶恶,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人的打算当日就消灭了。

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迅速来到喀什疏勒,我们想:“从此国民党军警再不能迫害驱赶我们了,和平环境下传福音该有多么好呀。”然而,我们的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了。安静的日子没过几天,疏勒县公安局、喀什专区公安处对我们五人也很怀疑。公安局代表王林(后任喀什公安处处长)多次到我们住处调查。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不断到住处查询盘问,问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据实相告,我们是来新疆传福音,还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当时不知害怕,也不知大难将临。以后的事实证明公安局的杨国忠、王林认定我们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反革命分子,以此罪名对我们进行打击镇压。

我在张学仁弟兄开的白铁加工铺作学徒,我本有数学底子,学白铁加工技术不难,学会下料基本功,很快就学会烤、铆、焊等技术。白铁铺位于城内十字路口南边,来往的人很多。一天,一个甘肃临洮人叫吴尚仁的,到白铁铺闲聊天,他说家庭信主,自己也信过。在汉族人较少的南疆,我也愿打招呼,谈话中吴尚仁得知我是传道的,他说他在兰州参军,编入第二军进驻南疆到疏勒。后来在大生产积肥时,抽空到北巴扎我的住处,说起来他也认识天水耶稣家庭的寿恩姑,仁爱医院的巩守仁大夫。他还说他曾在兰州教书,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活动被马步芳抓捕、上刑,后来释放,逃回临洮老家,在老家参军等等。因为他认识巩大夫、寿恩姑等天水耶稣家庭的人,自己又信主,所以我们彼此倍感亲切,真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过了些日子,在白铁铺加工又遇见他,他面黄肌瘦,说检查出了肺结核,胃口也不好,不愿吃饭,准备请假回兰州治病,他托我给他卖掉一块麝香,一个银元宝,十块银元,兑换成现钱做路费。以后事情发生了意外,单位说他开小差,叫我去对质,我说:“我听他说是去兰州治病,他开小差我不知道,他有单位通行证。”传说后来由单位批斗过完事,但过了两个月之后,吴尚仁走了,传说死在去往阿图什的途中。他单位嫁祸给我,说我拉拢他开小差,并以反动道会门的罪名判我七年刑,剥夺政治权利七年。1950年8月2日我被关进疏勒监狱(法院看守所),后又转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在押期间发高烧,9月12日放我回北巴扎住所治病,共关押40天。后来公安局杨国忠又打发人传我回监,这一进去就判了刑劳改,管制劳动达22年之久。

10月中旬,张谷泉带领陈廉秀、张美英、张淑英、董淑贞、王延明、连生元、李元奎七人到达疏勒,加上原来五人,共十三人,房子小住不下,由陈弟兄介绍租到新市区王宝山的一个院子。靠街三间作为礼拜堂,还有两间作弟兄宿舍,两间作姊妹宿舍,张美英是助产士,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用两间房摆放药材、接诊,还有一间伙房。张谷泉牧师亲笔写了“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维、汉两种文字)挂在大门上方,“毕士大诊所”、“修表部”两块牌子同时挂在大门左右两侧。

教会规模扩大,工人增加,聚会听道的人比在北巴扎多,原来受到当局关注的这些人如今引起当局更大关注。由于刚刚解放,法制没有走上正轨,诊所、修表部没有工商登记;教会也是国民党时期登记的,引发当局怀疑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二次关进监狱。在审讯中硬说我支持吴尚仁逃跑,是反革命行为。在疏勒县法院看守所关押期间,军代表高念智亲自审讯,逼我承认张谷泉是特务头子,我是小特务。我不承认这种诬陷,高念智叫人把我捆绑并吊起来,以“坐飞机”刑讯逼供,又把我翻背手吊在屋顶的天窗上,离地约四十公分。高念智逼我交代,我没有可说的。他站在我旁边,一边吸烟一边狞笑着骂我是反动家伙。刚把我吊起来时尚能提住身子,时间长了两肩剧痛,骨头像断开了,胸闷、喘不过气来,汗如水往下淌,连脚底都出了汗,在这极度的痛苦中,想到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这算什么呢,仅仅吊起,手脚还没有被钉。我唉哼、呻吟声越来越小,最后竟什么都不知道地昏了过去。一个维族法警名叫司地克,把我放下之后按摩我的双肩,用劲推拉,使脱臼的骨头复位,我感觉钻心的剧痛。法警架起我在监狱内的空地上来回走动,看我没有伤残,又把我关进不见天日、潮湿阴暗、无窗通风的“黑号”内。地上满是霉味,杂草透着水气,幸好有一块门板,爬在门板上睡觉,一直到被判刑送进喀什监狱。

七、美英姐被关押

张美英和我并刘淑媛一块从华北神学院返回潍县乐道院灵修院,1946年又一块奉献到新疆传福音,一生未嫁人。她原在济南学的是助产士,对头痛肚痛、胃酸腹胀等小病也能对症给药,所以在疏勒教会门口挂了个“毕士大诊所”的牌子。那时医疗条件差,张美英这位助产士成了大半个大夫,前来看病取药找她接生的不少。有一位在解放前当过工商会会长的何先生患病,医院久治无效,病情危重,他的家人恳请美英姐到他家给何先生看病。美英姐寡言少语,心地善良,推辞不过,背上出诊药箱跟他家人去了。见到何先生病情甚危,已入膏肓,美英姐说:“这病我治不了,赶快送医院吧。”何先生的太太说:“人已经病成这样,你就给他打一针吧。”美英姐架不住何老太太请求,就给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美英姐离开何家后第二天何先生便撒手人寰,在弥留之际,何先生嘱咐老伴切不可找张大夫的麻烦,老伴答应了。何先生死后不久疏勒县公安局便传讯张美英,以审讯的架势叫张美英交待为什么把人治死了。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声色俱厉地叫张美英坦白交代。张美英将事实经过说明,审讯者不认可,指使人到何先生家去动员家属写书面材料,检举张美英打错了针致人死命。何的家属坚持公道,实事求是,没有依从“动员者”的意图。张美英被关押将近三年后才释放,没作任何结论。

八、1950年圣诞节

张谷泉牧师和董淑贞教士从莎车回到疏勒,圣诞节将到,就到县公安局联系,把我保出回教会过圣诞节,又邀请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参加圣诞节庆祝礼拜。

参加圣诞节聚会的约五十人,为使聚会安静,把儿童安置在陈大叔(同一个院子)一间空房内,叫元奎照看,给儿童讲故事、唱歌。因没有炉火取暖,约四十分钟即结束。礼拜堂的庆祝圣诞礼拜仍在进行,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在讲台上训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我在家住了两天,重被关押到看守所,全家又一次为失去弟兄痛苦、难过,笼罩在沉重压力之下。

圣诞节过了几天,哈密来电说急需张谷泉牧师回哈密处理混乱的“家务”。1951年1月上旬,张谷泉牧师到公安局去要求会见我,局长杨国忠同意并在场监视。张谷泉牧师告诉我他要回哈密,我里面立刻涌起一种不平安的震动。想到了现在返回哈密给他们留下制造逼迫的机会,由于局长监视不便明说,只好将《使徒行传》20章的一段经文告诉他:“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徒20:23)

张谷泉牧师带上董淑贞回哈密西北灵工团不久,应仁爱医院院长巩守仁邀请到家中吃饭,公安局知道后即打发人去请张谷泉谈话,他去了公安局便被关进了看守所,紧接着李石瑛牧师、陈孝卿长老、董淑贞教士、巩守仁院长相继被逮捕。

九、炮制冤案,强加罪名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在疏勒家中的人却一无所知,家人天天读经祷告、唱诗聚会敬拜神,姊妹做针线活,弟兄们修表、干木工活,主日崇拜、传福音与慕道友谈道,晚上有祷告会,生活、侍奉有序进行。每天除了晨晚两次给在看守所的道生、美英二人送饭,一般不外出,有几次晚上祷告、读经聚会时听见院子里有声音,出去查看,见有人在黑暗中翻越围墙跑掉。家人以为是小偷,由于穷得没什么怕偷的也就不在意。这种翻墙进院窥探的事常发生,根本就没引起注意,也不知道注意。岂不知暴风骤雨即将临到神的家。

1951年2月19日早饭后,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亲带公安武装包围了疏勒基督教会,命令教会全体人员到院子里排队、搜身检查,挨个房间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除了圣经和福音单张之外没有捞到任何“罪证”。气急的杨国忠大吼一声:“把李元奎带走”,在枪口刺刀强逼下,把正在做木工活的李元奎押到了公安局。元奎是李石瑛的儿子,刚19岁,是一个无社会经历又不懂人间世故的学徒娃,1950年10月跟张谷泉牧师等人来到疏勒教会。他和连生源弟兄在哈密学过木匠活,这时正做一批打土块用的木模子。这批活做好之后还可以承包营房门窗,给家中添点收入;可以改善一天两顿菜糊糊的艰难生活,或许能吃上玉米面馍馍和面条。

李元奎被上有刺刀的枪押到县公安局,因为抄家的局长没回来,先叫李元奎到户籍室,碰上户籍警刘洪茂正在教唆一个半大的女孩如何控告一个人。李元奎进房间后,刘立刻停止教唆,这个半大的女孩家住教会对面,一条窄马路相隔。女孩约十二、三岁,名叫于美芳,圣诞节、主日参加过儿童主日学。主日学大约十余个男女小孩,李元奎教他们唱歌,读圣经金句、讲故事,有时发给孩子们一些内地寄来的圣经图画卡片。

李元奎被押进审讯室,那个女孩子美芳控告说“李元奎给了他一张反革命传单去换花生、瓜子吃”。于美芳控告完就离开了,喀什公安局处长王林、疏勒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国忠,还有社会联络部长等人开始审讯李元奎,“为什么散发反革命传单?谁指使你散发反革命传单?”什么叫反革命、什么叫革命元奎完全不明白,回答不上来。于是一顿拳打、脚踢、耳光,左右开弓的耳光打得他两眼直冒火星。逼问大半天一无所得,于是元奎被他们用土手铐子、十几公斤重的大脚镣捆锁,天黑时关进看守所黑号内。他双手铐在胸前,两脚拖拉着重镣,只能挪动一只脚,像鸭子被人赶着摇晃着锒铛入狱。

县公安局杨国忠放出话说:“在李元奎的桌子抽屉里翻出了反革命传单”,给李元奎加上了无中生有的罪名。

1951年2月19日,我仍被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内监号,这个看守所分内院监号和外院监号。内院只有一个监号关押政治犯,我和另外一个犯人关在一起,白天可在小院活动散步,院门上了锁,外院有四、五个监号,美英姐被关在女监号。这天下午听见铃声急响,我从小院门板缝隙中向外院看,所有在院子放风的犯人都被关进监号,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惊惧,我内心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圣灵在我心中说话,可能与教会——神的家有关。于是不眨眼地从门缝向外看,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先听见脚镣的响声,然后看到一个青年人进入监门,原来是主内弟兄元奎,他双手被土铐捧子(也叫铁手棒)紧铐着,脚上拖着沉重的大铁镣子,我一见此情景,焦急的心情无法用笔形容,就是我自己被抓、被拷打也没有如此难过。啊!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找到了可吞吃的人,向神的家张开了网罗,这是早已精心设计的阴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们找准了突破口,因为元奎年幼无知,没有任何社会经历,胆小,容易恐吓、利诱、被制服,以达到栽赃陷害之目的,把在新疆传福音的西北灵工团铲除。

我心里一直不安,放心不下。后来有人说那个小伙子被关在公安局一个空粮库里,刑讯逼供,日夜不停,甚至用假枪毙⋯⋯等酷刑,逼迫他按杨国忠等人炮制并教唆假证人于美芳控告他的罪名认罪。刑讯逼供使他受不了就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刑讯停下时,他就翻供不承认散发什么传单,如此再上刑,不让他睡觉,不给他吃饱,受不了刑就又照着说,反反复复达半月之久,杨国忠的阴谋达到了之后又把元奎押回看守所监号。有一天出号放风,我从小院门缝问他,为什么抓你?他说:“我比彼得三次不认主还痛苦,受不了刑就照他们说的承认了。”我由此知道事情坏啦,撒旦达到吞吃目的,向神的家动手了。我从门缝给了元奎一本《荒漠甘泉》。特别把10月11日“旧的伤痕还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用笔划出来,他看过后明白了我的意思。

疏勒教会被包围抄家、元奎被逮捕那天是1951年2月19日。上午,赵西门、姚荣天、文沐灵、姚连芝、李雪华、姚长命(姚长命是为便传福音团拉骆驼的,青海人,该团到新疆不再用骆驼代步,故将姚交给灵工团),一行六人到达疏勒。他们是从阿克苏直接过沙漠去和田,被和田公安局以“刺探军情”的罪名驱逐出和田境。他们无路可走,只好离开了教会,走了近一个月,正赶上抄家抓人。经过包围的公安进入到教会院内,房内外翻得乱七八糟,杨国忠对赵西门一行人严加盘问。不久,姚荣天被捕,4月8日赵西门被公安局叫去谈话,这个“谈话”使赵西门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赵西门的妻子文沐灵1959年被捕,1960年死于喀什狱中。死后,李雪华接到通知,到医院太平间看见文沐灵的身体盖着白布,双脚穿着布鞋露在白布单外面。尸体被埋在何处,以后多方查找,迄今未知下落。

受到内外打击而遭拆毁的西北灵工团的集体生活被摧残,有一部分人回内地,一部分人另立炉灶生活。感谢神,经历了狂风,扬净了场,耶稣基督有恩典,有怜悯。疏勒、哈密两地之外的教会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主为自己留下了大部分工人,哈密虽然受冲击很大,仍然有人暗暗坚持信仰,到80年代初又恢复了聚会敬拜。疏勒虽然受到严重打击摧残,教会仍旧聚会,直到1959年文沐灵被捕,又一次大抄家,疏勒基督教会的牌子才被摘下来。当局命令我们分散居住生活,不准集体生活。历尽劫难的教会圣工没有被消灭,流泪撒下的种子经历暴风骤雨之后又发芽生长结实。连生源、马爱真夫妇二人到喀什建立聚会,80年代教会复兴,喀什教会达到近二百名信徒。张英美姊妹今年89岁高龄,她坐了三年冤狱,坚贞不渝,57个春秋在疏勒不动摇,任凭风摧残雨吹打,奉献爱主的心志不变。她祷告说:“主啊,我愿坐一辈子牢,求你不叫别的弟兄再进来了!”和我一块到疏勒的田佩瑾弟兄仍然坚守在神给他预备的祭坛上——疏勒教会,没有挪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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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李道生弟兄著,《走在锡安大道上——李道生回忆录》,第六章“蒙难流泪谷”。限于篇幅,有个别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