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纪念义和团事件一百周年的种种热闹仿佛还历历在目，转眼之间，如今又到了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日了。十年又过去了，百多年前那场骤然而来的腥风血雨留在国人脑海中的印象依然那样鲜活，它在后人中所引起的争论依然热度不减。对海内外的华人信徒来说，它依然在不断引出无边的怀念和反思。
特别让我想到最后这一点的是住在美国的黄锡培弟兄。他原本是一位土木工程师，退休之后，致力搜集和整理内地会传教士传记材料，成绩斐然。他的《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小传》一书在2006年出版之后，以其详实的内容和对传教士事迹的感人叙述，获得了华人教会读者们的一致好评。之后，他又再接再厉，编写完成了《回首百年殉道血——1900年义和团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 美国中信出版社， 2010），该书于2010年年初问世。
从性质上来说，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在义和团事件中死难的基督新教宣教士的资料汇编，其内容十分丰富。此书的篇幅长达近八百页，共有十一章。其中第三至第八章是本书的主体。在这几章中，编者大致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在山东、河北、北京、山西太原和其他县市、内蒙古诸多教案中西方宣教士殉道的故事。全书的最后三章可算是总结，分别讲述了义和团事件平息之后的赔偿问题，传教士在教育、医疗、赈灾和社会服务诸方面的贡献，以及教会在大难之后的恢复和成长。这本著作虽篇幅浩大，但绝非流水账式的资料堆砌。它对中国基督徒的灵修和如何认识义和团事件都极有帮助。
在基督教的灵修传统当中，殉道者历来是极受尊崇的对象，所谓“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德尔图良）。故而讲述殉道者事迹的文字从早期教会时代起便不绝如缕，成为历世历代信徒的极大鼓励。改教运动以来，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当推主要记载16和17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殉道者的《殉道者之镜》（Martyrs Mirror of the Defenseless Christians , Thieleman J. Van Braght,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51)。在中国教会史上，为福音抛头颅、洒热血的基督徒也是成百上千，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殉道之事尤为集中。过去，也一直有相关的文字陆续出现，但是集中记载中国教会史上殉道者的著作并不多见，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之后就更为罕见。《回首百年殉道血》的问世可谓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为华人教会灵修传统的延续和当代建构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源，其内容和行文可读性强，可说是中国教会的 《殉道者之镜》。
《回首百年殉道血》这本书记载了全部189位西教士殉道者，当中以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居多。编著者在收集编纂过程中的态度极为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前，无论是教会界还是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之中蒙难传教士的了解和研究十分零碎、片面、有限。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第一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如此详细和全面的图画，让我们对这批蒙难的宣教士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诚如该书中的一篇序言所言，“他们从此不再是模糊不清、遥不可及的无名殉道者，而是有血有肉地活画在我们眼前的人物。他们殉难前留下的书信、手札、遗言，经过百年沉寂，终于重新发出嘹亮的呼声！”（VIII）最让人惊奇和感叹的是，当他们蒙难之时，只有五人年龄超过了五十岁，成年人当中有77位女性，儿童殉难者占到了全体的四分之一！这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各差会及其宣教士们所遭受的创伤之大，以及义和团之暴烈冷血、滥杀无辜的行径！
不过，最会让今日的信徒们震撼和感动的是当年那些殉道宣教士无怨无悔、视死如归的精神。譬如，1900年8月初，爱尔兰籍的宣教士艾丽莎(Mrs. Lizzie Graham Atwater)师母在临刑前写给亲人的信中说：“我腹中的婴儿会与我同去，我想神会在天堂里还给我，同时，我亲爱的母亲会欢迎我们。我不能想象救主将怎样来迎接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亲爱的，多亲近主，少抓住世界。除他以外，再无别处可以寻得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了。……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670页）这样的血泪文字读来让人心酸泪下，更让我们体会到西教士对中国的大爱，以及背起十字架的坚毅不屈。大难过后，内地会拒绝就西教士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向清政府索赔一事更是体现了基督徒爱邻舍的宽恕精神（695—696页），但可惜此事至今尚不广为人知，值得今后大书特书。
毋庸讳言，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历来都是极有争议的，非常容易出现两极化的现象。基督徒与世俗学术界的某些人物往往各执一端，自说自话。前者多强调义和团事件中西教士和华人信徒的英雄事迹和牺牲，以及针对他们的种种暴虐和杀戮；后者则只看到西方列强对中国多年的侵略和欺凌才是义和团爆发的主要原因，而基督教作为列强的帮凶，也难辞其咎，甚至咎由自取，而义和团本质上是反侵略的正义之举。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和评价虽趋于客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义和团的落后、野蛮和盲目排外的性质，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和思想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对义和团的肯定，以及对基督教宣教事业的批判之声又开始有所增强。例如近年来有论者称：“义和团兴起，说明民心未死，天地间良知尚存。”（颜炳罡：《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 115页）可以说，教会与社会在义和团问题上的认识落差依然相当明显而深刻，结果是双方在此问题上极少面对面地认真对话，偶有碰面，也往往流于情绪化的抨击，甚至擦出活火。这个死结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展开冷静而有效的对话和护教，阻碍了教会正面社会形象的树立，给了那些攻击基督教是不知爱国的“洋教”、“外教”的人士以口实和弹药。
在今日纪念义和团事件110周年之际，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呼吁中国学术界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另一方面也要问我们自己，基督徒在缅怀为福音摆上生命的西教士和华人信徒，指斥撒旦借着义和团之手所施的暴行的同时，是否也可以直面宣教士与西方殖民势力一起来到中国的不幸历史事实？是否也可反思部分宣教士对福音事业与列强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处理失当，而使得前者与后者扯上了不清不楚的瓜葛？是否也可以更多地承认导致那场大事变的中华民族在列强手中所遭受的多年屈辱，以及无辜的非信徒同胞所遭受的苦难？是否也可以带着饶恕的心，看到当年的义和团成员“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否在向外界澄清当年的历史真相，传扬西教士的美好见证时，能够采取更为客观和冷静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从教会先辈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在事奉中变得更有智慧，对历史的认知更为全面，并且因此能够化解部分国人对教会的偏见，这不正是对当年的那些殉道者们的最好纪念吗？
正是在这个方面，《回首百年殉道血》的编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虽然主要是为信徒和教会而编著此书，但对社会上各家各派之说不回避，力求公允。譬如，在义和团事件的整体评价问题上，能够把各主要派别的立场都摆出来。在材料的搜集、阅读和选择上，除了依靠教会和基督徒的出版物之外，也收纳教外人士的记录和研究成果、清政府的档案、甚至某些反教人士的言论。而且，对于西教士某些错误的做法和说法也能够予以指出。譬如在提到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在1900年10月23日回到纽约时刻意身穿在北京被围时的衣服，挎上当时所使用的步枪，并照相留念时，编者便颇不以为然（684页）。这些处理方法都有别于以往由信徒执笔的文字中容易出现的一味颂扬，为尊者讳的习气，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所走出的难能可贵的一步。
总而言之，黄锡培编著的《回首百年殉道血》一书雅俗共识，在华人教会灵修传统、中国教会史和义和团研究方面均有建树，值得推荐。透过这部书中大量的见证和其他材料，110年前那场举世震惊的事件仿佛又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拳民的呼喊声和宣教士的祷告声仿佛又在我们的耳畔响起。读罢掩卷，我们悲愤，我们痛心，我们沉思，我们奋起。我们也切盼着，在120周年纪念日来到之时，我们也能听到百多年前伴随着西教士一同殉道的诸多华人信徒们的声音。
(《回首百年殉道血》，黄锡培编著， 美国中信出版社－海外基督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