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应《商务周刊》之约而写，是他们关于2011年的猜想之一，写作之时，钱云会还没有死，寨桥村还没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如果此文写于钱云会惨死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同，从那一刻起，历史进入了“后钱云会时代”，历史的方向变得更加暗淡、更加不确定，我们往哪里去？因为钱云会的惨死，这个问号变得更为沉重，更为沉痛。毫无疑问，钱云会成了这个转型时代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他的死亡每天都在拷问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富人还是穷人。我不知道，钱云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
大雪纷飞之中，2011年的脚步已逼近我们，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世纪之问已穿透黑暗的时光隧道，迄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马上就是整整百年，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地困扰着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 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随着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面临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相对而言，此时的外部环境空前地安全，就连与我们相邻的百年宿敌日、俄两国都不再觊觎我们的领土，更别说遥远的欧美各国了。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年我们的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美国（当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披露过详细数据），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刚刚起步，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企业，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领域，在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也站住了脚。相比之下，这三十年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尤其从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 我们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是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国民能活得更好这个角度出发的，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 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老大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即使是历史研究也往往与普通民众一样超越不了这一巨大的心理陷阱，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沉淀，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未能改变它。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处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痛切肺腑地指出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 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此，弱势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 无论孙中山有多少缺点，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还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民生主义在台湾早就解决了，在大陆最近的三十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当然也伴随着大面积的、深入骨髓的腐败。今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民权主义，宋教仁、梁启超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民权主义，袁世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孙中山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包括“党在国上”、建立党军，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台湾民主化进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这方面的成功突破。反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制度。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今天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权的那些人，也不仅取决于各个领域有影响的那些人，同样取决于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因为正是数亿这样的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心理、愿望、要求、声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从来不认为，普通人是可有无的，每个人都是在场者，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的，也许隆裕太后的态度，袁世凯的野心与谋略，孙中山、黄兴他们的勇气和行动远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也有影响得多，但是离开了海沙般的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所思所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也注定无所作为。总而言之，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塑造着一个新的时代，而不是某些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过程。
2011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仍陷在百年前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民权，多么美好的词汇，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前提。未来的这一年，也许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强制拆迁、征地、司法不公、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继续以更剧烈的方式演变，全国各个角落的个案、群体事件将会层出不穷，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日俱增，官场腐败一如既往，上层权争暗斗会继续发酵，行政和司法权力对公民的蔑视和侵害也不会收敛，普通公民对权力的不信任感会持续加深，权力公信力的雪崩过程不会停下来。与此同时，掌握了财富的特权阶层从官员家属到暴发户移民海外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普通公民与掌握权钱的特殊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年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加深，社会的鸿沟将越来越宽，许多矛盾的积累已像山一样压在这个民族的头上，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外，几乎都在等待改变， 中国需要改变，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呼声。不久前，一位1985年出生的女孩在林希翎追思会上说出这句话时泣不成声，她的哭声打动了全场，感动了许多八十几岁的五七一代老人。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坚持不变的人也知道，脚下的地在变，这个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变是不可抗拒的。2011年，…… 中国已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只不过万众瞩目、期待的一夜突变还没有到来而已。今天，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变还是不变，变是确定的，我们早已处在变的过程中，需要担心的只是变的方向不要偏离历史的正确轨道，往民权主义的方向变，这是百年辛亥未竟的使命，保障每个人作为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尊严，高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其他诉求，个体无尊严，就是民族无体面；个体无自由，即使国家再怎么强盛也与我们每个人无关。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一步的实现当然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除了靠我们每个人，别无其他依靠。
2010年12月18日
（本文经作者同意摘自其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