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到《沉默》之前先读过远藤周作的另一部代表作《深河》。那是在一个朋友的家中，从她已经去外地读大学的儿子的阅读物中翻出的这本书，一眼就被小说的文字吸引住了。我后来在归还那本书的时候特别告诉我那当诗人和翻译的朋友：孩子们的阅读够深，不可小觑。
那时我就知道远藤周作的成名作是《沉默》，一部更加直接追问信仰之为何物的小说。因为对《深河》文字的信赖，我期待也能读到《沉默》。我向我所在的诗班的弟兄姊妹描述我对《深河》的阅读感受和期待一周之后，一位不太爱说话的弟兄将《沉默》递到我手中。
在阅读《沉默》的过程中，我似乎一直在与两个作者对话，一位是日本作家远藤周作，一位是酷爱着《沉默》的美国作家杨腓力，他在《灵魂幸存者》里面专门有一章写德川幕府时代的禁教和远藤周作的作品，其中主要是《沉默》。我在不断地问自己：什么是远藤要说的话？哪些是杨腓力读出来的意思？这是基督教中的耶稣吗？这是我所认信的耶稣吗？这是我能接受的信仰吗？
谈《沉默》不能不介绍它的故事背景：16世纪中叶，创立耶稣会的十位会士之一方济·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日本传教，创立了教会。一代人之内，基督徒便传奇般地增到三十多万人。沙勿略称日本为“我心中的喜悦，??最适合基督教的东方国家”。但是到16世纪末期，日本改变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开始迫害天主教徒，许多天主教徒被逐出家门、拷打、杀害，所有神职人员一概驱逐出境，所有的信徒必须宣布自己叛教，改信佛教。为表示叛教，要向十字架或圣母子像吐唾沫或踩踏。小说的主人公洛特里奇就是在这个时候潜入日本。
洛特里奇听说他所敬重的老师葡萄牙耶稣会派往日本的费雷拉·克里斯朵夫神甫，在日本遭受酷刑宣誓叛教的消息之后不能相信，执意要前往一探究竟，并了解禁教之后的日本信徒的状况。“他来这个国家是要为其他人摆上自己的生命，但日本人却一个一个地为他摆上了他们的生命。”结果他和他的老师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在小说叙事线索的背后延续着一条教义的线，一条文化的线。在洛特里奇心目中耶稣的形象开始是大有威严权柄的样子：“今夜浮在眼前的他，是收藏在教皇宫邸的那一副面庞，??基督单脚踏在墓上，右手拿着十字架，正面朝向我们，他的表情就像在提比哩亚海边三次向信徒说‘喂养我的小羊’的时候一样坚定有力。”然而在经历收监之后变成“一直注视着他的基督的面孔，蓝而清澄的眼睛安慰地凝视着他，那张面孔是平静的，却充满了自信。”到了小说的结尾部分，这张面孔已然是“和他以往在葡萄牙、罗马、卧亚、澳门看过不知多少次的基督的容貌都不一样。那不是充满威严和荣耀的基督的脸，也不是忍受着痛苦的美丽的脸，更不是抗拒诱惑、洋溢着坚定意志的脸。他脚边的那个人的容貌，瘦巴巴而且疲惫不堪，还因为被许多日本人踩过，镶着铜板的木板上留下黑黑的大脚踩踏痕迹，而那张面孔也被踩得凹下、模糊不清。凹下的那张面孔难过似的仰望司祭。那双难过似的仰望他的眼睛诉说着：踏下去吧！踏下去没关系，我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践踏而存在的。”
这容貌的变化既是小说主人公洛特里奇对耶稣认识的变化，也是小说作者远藤周作对于基督信仰认识的变化。从强势的西方传给日本的是战胜者的基督，却与远藤疏离着，直到他在巴勒斯坦地区认识到被排斥的耶稣，被拒绝的耶稣，被钉死的耶稣，他才找到他心中真正的依归。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后记中说：“洛特里奇最后的信仰比较接近基督教（指新教）思想，不过，这是我现在的立场。我也知道会受到神学方面的批评，但也认了。”
我想不明白：天主教传统总是展示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各种节期，仪式提醒信徒基督道成肉身的苦难，为什么在天主教徒那里却是大有威严权柄的基督形象？而新教从十字架上取消了耶稣像，以表明他已复活，胜过阴间的权柄，却让远藤认为进入苦难的耶稣更接近信仰？是天主教的那些仪式、教阶造成了这个结果吗？我不知道。
但是，受苦的耶稣是否就必然带领我们走到宣告叛教的终点？
午夜，被倒吊着的日本基督徒痛苦的呻吟声传来，考验洛特里奇的良心和忍耐力，只有他叛教的誓言能够拯救他们的性命。当已然叛教的费雷拉质问洛特里奇：“你认为你自己比他们重要吧？至少认为自己的得救是重要的吧？你如果说出弃教，那些人就可以从洞里回来，从痛苦中获救。虽然如此，你还不弃教，因为你觉得为他们背叛教会是很可惜的，你我这样变成教会的污点是很可怕的。”谁能承受得起这样的质问还良心无愧？费雷拉愤怒的声音逐渐转弱，“我也是这样的。在那黑暗而寒冷的夜晚，我也和现在的你一样。可是，那是爱的行为吗？司祭必须学习为基督而生，如果基督在这里的话，”费雷拉沉默了一瞬间，马上以清晰有力的语气说：“基督一定会为他们而弃教的！”??“来，去做至今没有人做过的最痛苦的爱德行为吧。”谁能经得起这样的美德诱惑还坚定不动摇？
现在，圣像就在他的脚边。微脏的淡色木板有如微波细浪，上面嵌着粗糙的铜版。那是张开的枯瘦的双手，戴着荆棘冠冕的基督丑陋的容颜！司祭黄浊的眼睛默默地看着来到这个国家之后第一次接触的那个人的面容。
“来吧！”费雷拉说，“鼓起勇气来！”
主啊！好久好久以来，我在心里无数次揣测你的容貌。尤其是来日本之后。我揣测过几十次。在躲藏在友义村的山里时，在一小舟渡海时，在山中流浪时，在牢房的晚上。每晚祈祷时都想到你祷告的那副面孔，孤独时想起你祝福的脸；在我被捕的那刻想起你背负十字架的表情；而那副面孔深深烙印在我灵魂上，变成这世界最美、最高贵的东西，活在我心中。现在，我却要用脚践踏这张面容。??鸡叫了。
鸡叫了。远藤将洛特里奇的叛教比作彼得的三次不认主，但教会正是由这样的门徒建立起来的。
杨腓力在《灵魂幸存者》一书中告诉我们：德尔图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但在日本却不是这样，在那里殉道者的血几乎将教会连根拔起。
《沉默》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吉次郎，这是一个极其卑劣、懦弱，在威逼之下多次叛教，为了赏银可以出卖传教士的天主教徒，但是，每一次宣布叛教之后，他又被良心折磨回来到传教士面前要求告解，认罪悔改。
远藤周作刻意塑造了这个人物，想替历史上那些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沉默的小人物说话。历史是英雄书写的，包括基督教的历史也是由殉道者和传教士们架构的。但是，历史中确实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正如中国历史上的庚子事变中，几乎所有殉道的宣教士都有名有姓地记载下来了，但是死于庚子事变中的中国信徒人数要远远超过宣教士，留下姓名的却寥寥无几。在庚子事变中想来也必定会有吉次郎式的信徒，就如我们现在只讲中国家庭教会为主摆上的先贤，却少有人提及大多数的是签字、揭发、加入三自的信徒和传道人。日本当初近四十万天主教徒，隐秘地保持了天主教身份并传到后世的约有三万人。用脚踏上圣像的是绝大多数。
吉次郎绝不是历史的英雄，也不是信仰的典范，却是文学所乐意去亲近的人物。他给读者的思想超越了教义的正确与否，让人在生命的实在面前无言。曾有位传道人告诉我：只有小说家可以这样写，可以这样追问，可以这样不断地探底，神学家面对这样的问题只好望而却步，神学是有边界的。这就是远藤周作的小说颇受文学界的追捧却被基督徒冷落的原因之一吧。中国人有句老话：除死无大事。人若真能看透生死，也就没有什么能困住他了。我们所有的问题是：我们真能看透生死吗？远藤周作实际上秉承的是文学家的人道主义理念，他的痛苦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痛苦，他的死结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死结。人道主义者活在现世这个平面里面。一个基督徒还有上帝的维度，还有永生的来世，似乎是能够超越现世的死结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看透生死依然满怀对人的爱吗？
在《沉默》中还有另一条线，那就是远藤周作不断在思索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小说借反面人物井上筑后守之口说：基督教并不适合日本民族，只要切断外来的传教士，基督教自会无疾而终。而费雷拉神甫也认为：日本人信仰的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被改造过的上帝。
杨腓力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事实上，到19世纪末，日本终于重新容许开设天主教会，神父们惊讶地看见日本的基督徒从山上鱼贯而下。他们是地下基督徒，秘密集会二百四十年。但是，没有圣经和礼仪书指导的教会，已经奇怪地混合了天主教、佛教、万物有灵论和神道教的内容。做弥撒用的拉丁文圣经已经转变成为谁也听不懂的一种语言。信徒们崇敬的“壁橱神”是用布捆包着的基督教圆形浮雕和雕像，被收藏在伪装成神龛的壁橱里。据说今天还有大约八十个这样的家庭教会延续着“壁橱神”的传说。罗马天主教试图接纳他们，将他们带回信仰的主流，却遭到拒绝。他们的领袖在见过教皇之后说：“我们没有兴趣加入他的教会。除了我们之外再没有其他人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常习惯说历史能证明一切，但是对日本天主教的这一段历史而言，历史证明了什么呢？历史是在证明井上筑后守的断言还是在验证普世大公教会存在的作用？四百年的时间似乎仍然说明不了问题。
小说的最后，已经改名叫冈田三右卫门的洛特里奇自语：“我用与以往不同的形式爱着那个人。为了了解他的爱，到今日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在这个国家，我现在仍然是最后的天主教司祭。而，那个人并非沉默着。纵使那个人是沉默着，到今天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诉说着那个人（指耶稣）。”
远藤周作认为：在苦难之中，上帝并没有沉默，而是借洛特里奇在说话，但是这种解说上帝的方式让许多基督徒极不舒服。小说家不是神学家，他并不想描写一个教义正确的基督，但他却把他的读者——我们逼入绝境：若是你在场，你会如何？若你认为自己上天堂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那些人的生命，你上天堂的信仰还是基督教的信仰吗？我们是人，我们几乎难以经受得起费雷拉神父对我们的质问：我们对于其他基督徒的爱真的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性命吗？或许我们的软弱恰说明我们的不足？我们似乎被逼入一个伦理的悖论，哪里是我们信仰的边界？这边界可以由教义给我们吗？当生命借着文学活生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教义变得苍白。
2009年的11·1之后，我和一位弟兄谈话。刚刚有一位老姊妹讲述多年前她参加一场小型聚会，警察来按住所有的人，将传道人带上了警车。我问：若我们也遇见这种情境，警察要带走讲道人，我们该怎么办？反抗吗？保护我们的传道人吗？弟兄说：“只能让他们带走，你不能暴力抵抗执法。”那一刻我的心被撕裂一样地痛??
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在信仰中摆上自己的生命还不是最难的，死亡对基督徒不过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开始，但是若因为自己的决定而让众弟兄姊妹将生命摆上，这担子是艰难的。在过去的一年，我目睹我的弟兄们经历了这样的难过，恰恰因他们这样的犹豫挣扎，我更爱他们，因为他们有软弱，有缺陷而可爱。我也相信：即或有人软弱，有不足甚至跌倒，神是信实的，他必不撇弃我们，我们的软弱，错误甚至犯罪无损神的伟大，也不能改变神在历史中的计划。虽然都是将众弟兄姊妹的生命摆放在祭坛之上，我喜欢做决定时心里缩紧了的那一个更胜过斩钉截铁的那一个。求神怜悯我的小信吧。
[《沉默》（日）远藤周作著，林永福译，南海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