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各类财产交换的空间。合同，是财产交换得以成立的手段。市场，不仅是个人借助其聪明才智自由创造财富的场所，而且是社团自愿合作、自发成立、自我治理的空间。因为各个社团都需要通过各种“合同”来安排社团事务，实现社团发展。相应地，通过合同安排的社团事务是否与社团自治的意思相一致，有赖于市场有无秩序，即市场秩序的良善品质。评价市场秩序是否良善的首要标准就是法治。市场秩序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石之上，必须以良善之法来建立市场 秩序和保护私权。法治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限制政府公权力，防止公权侵犯私权。如果政府公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不仅私权难以保障，而且社团自治亦没有可能。
2010年，王亮、孙毅和金永奎与大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就是一个明证。王亮、孙毅和金永奎，分别是北京基督教守望教会的执事、长老和主任牧师。守望教会，是北京一所家庭教会。20世纪50年代，基督徒们因拒绝加入官方教会而自发、松散地在家庭、田野甚至山洞建立起聚会点。“家庭教会”就是对这种民间基督教教会组织的统称。这个名称和现象，就是基督徒坚持自由和自治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教会是公民社会的先行者。
守望教会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先是二三十位基督徒在家里敬拜上帝、查考圣经；随着人数逐渐增多，开始租用居民楼的住宅聚会；2000年后，发展到十二个聚会点；2007年，该教会到华杰大厦租用写字楼，近一千名信徒每个星期天分三堂在该大厦写字楼聚会。其间，即2006年到2007年，该教会曾向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申请登记。区民宗办认为：守望教会拟任牧师未经市三自会认定，不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具备专职工作人员的规定，不同意该教会登记。该教会申请市宗教局行政复议，市局维持区民宗办决定；国家宗教事务局对该教会递交关于登记的意见，至今没有任何答复。
由于信徒人数日渐加增，同时，华杰大厦的房东常常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守望教会决定购买写字楼作为教堂。为预防“非法集资”等误解之罪，同时保证教会重大事务的公开，该教会由王亮、孙毅和金永奎三人以个人名义接收信徒奉献的资金来购买教堂。2009年底，三人与大河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全额付款后，该公司声称“有压力”并以“你们是用于宗教活动”为由而拒绝交付房产，并通知三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由于这种“被逼无奈”的违约行为，守望教会三位代表面临是否起诉大河公司，申请法院通过判决强制过户、交付房产的选择。最后，守望教会基于对对方的理解，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财产交易，一般通过基于意思自治的合同和市场上企业竞争来决定。社团发展，通过基于社团章程制度的自主运转来实现。社团需要购买各种物资包括房产来实现自我治理和发展。在这个范围内，社团自治以意思自治为前提。意思自治原则指民事主体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创设其权利义务，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均不得非法干涉。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中表现为合同自由原则，其赋予合同当事人以订立合同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以及选择合同形式及合同相对方的自由。
以强制力为基本特征的政府公权力，既不能控制私人之间的财产安排，亦不得支配社会团体的自治选择。有关部门对守望教会租用场所的房东乃至大河公司施加压力，侵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导致合同效力被公权力干预和决定。就如书报检查制导致媒体或出版社自我审查一样，这种管控也要求大河公司支持和参与宗教歧视。这种行为，意图让市场的大门对守望教会关闭，从而否定守望教会自主决定购买教堂以发展的选择。这种按计划经济逻辑运作的公权力，到今天，被用来作为维持宗教垄断体制、压制家庭教会自治发展的工具。守望教会与大河公司之间表面上的民事纠纷，实质却是有关部门滥用公权力，通过干预市场上的房屋买卖合同，阻碍守望教会获得教堂。
公民的生活包括信仰生活中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根据政府政策和法规产生，而是源于人与生俱来的人格和尊严。但是，与社团和宗教有关的政策和法规，建立了一套 “将宗教团体政治化、行政化、单位化和单一化的宗教管理体制”。正是这种体制运作的逻辑，将民间自发成立的家庭教会视作非法组织；正是这种管控下的强制违约，使守望教会与大河公司从市场上的合作者，遽然转变成将来法庭上的诉争对手；正是这种制度设计和执法管理，使得二者产生纠纷和矛盾，可能的后果就是两败俱伤。这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和限制社团自治的方式，不仅不能让社会和谐安定地发展，而且会在客观上引发社会中团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不仅在当下导致当事人双方利益受损，而且更长远的恶果是会伤害和分裂社会团结友爱的纽带。
这种管控，不是维护秩序，而是制造问题；不是创造和谐，而是酿造争端。计划管制和事先审查，不能再是现代法治政府面对自由个人和自治社团的管理方式。要让家庭教会成为和谐社会的健康力量，不能靠控制其人数多少和聚会场所的大小，而是要靠在尊重其自由和自治的前提下，以法治的方法来处理其与政府的关系。
宪法第33条宣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三自教会可以建立教堂，为什么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就不能用自己捐献的款项购买房产作为自己的教堂？国务院2005年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到：“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支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投资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领域。”那公民投资于教会，购买或建立教堂进行宗教活动，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就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认为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守望教会购房纠纷，表明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守望教会正走在实践社团自治、教会自治的艰难旅途上。守望教会要求在尊重其财务和人事等自治权前提下的备案式登记，从过去的租用住房聚会逐渐过渡到公开购买房产建立教堂，是公民和公民团体理性、平和迈出的两大步。这充分显明守望教会对政府改革有信心，在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上，已经走在了前面。面对这种健康的社会团体，政府应该举重若轻地放弃宗教垄断的传统体制，改善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自治。家庭教会在社团自治的路上迈得最远、步子也最坚实，也将会是社会自治的中坚力量。守望教会这个事情就是社团自治呐喊的开始。
2010年9月14日初稿
2011年5月16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