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要写这本书的书评，我没有勇气把这本书重读一遍。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小说是我们生活空闲时间的填充物，谁愿意把空闲点缀成沉甸甸的石头？但是有一种力量在我读过它之后已经产生，这力量催逼我，若我不将这书中的故事讲给他人，不能鼓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它，那我就是有罪的。它就是《莎拉的钥匙》，出自一位法国女作家笔下，描写二战期间法国犹太人的遭遇和当代法国人民的反思的小说。
莎拉是一个犹太裔小姑娘，和父母弟弟居住在巴黎。1942年她10岁。一个凌晨，搜捕犹太人的纳粹和法国警察敲开了她家的门。莎拉在紧急中将4岁的弟弟藏进壁橱，锁紧，她紧紧地握着口袋里的钥匙，幻想着弟弟能在那里躲过这场未知的劫难，不久她就能回来和弟弟团圆，但是，她不知道她和爸爸妈妈从此踏上了不归之路。
《莎拉的钥匙》的历史背景是真实地发生在法国二战期间的历史事件。法国被占领后，从法国移送出境到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有七万六千人，其中1942年7月，在法国国庆日后的两天，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名犹太人在巴黎和巴黎郊区被捕，后被送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中的一部分曾经被拘留在巴黎的 一个冬季赛车场等待中转，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史称巴黎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
小说作者巧妙地用两条线索并行结构故事，一个是1942年的10岁小姑娘莎拉，她怎样在黑暗中被粗暴的敲门声惊醒，怎样攥紧壁橱的钥匙安慰自己很快就能回家给弟弟打开壁橱的门，怎样被赛车场的混乱、哭喊和臭气熏得几乎窒息，怎样被迫与父母分离，怎样绝望又怎样求生…另一条线索是2002年，某周刊女记者朱莉娅为了撰写纪念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60周年的稿件，不断地搜索历史资料，寻找见证人，当事人，或者是他们的后代，从她的眼光中看到法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躲闪，语焉不详，试图遗忘的挣扎，隐藏的羞愧，无动于衷的冷漠…
提起二战时期的法国，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被占领，他的地下抵抗运动，他属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成员，尽管他的武装力量已经是象征性的了，恐怕很少人想到他被占领之后组成的维希政府已经成为纳粹的帮凶，那些被搜捕的犹太人就是被他们的邻居、楼房管理员、警察等等检举、登记、抓捕，送往集中营的。那些法国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因为仇视犹太人，相信犹太人是他们国家一切不幸的来源；有些人是从犹太人被逮捕后剩下的财产中得些小利；有些人是职责所在，听命于上司；更多的人只是冷漠，在恐惧之下，对一切都只剩下冷漠。他们不会去问这些犹太人将遭遇到什么样的结局，更不会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些犹太人。而60年后，这些人的后代们也并不那么情愿提起他们的祖辈父辈经历的这一切，他们只想轻松一点，更轻松一点，别让那些历史包袱给我们施加压力，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该遗忘的就让它被遗忘吧，别用死人打扰活人的生活，揪住历史不放的人是残忍的。小说中女记者的丈夫甚至连即将出生的婴儿对其生活的干扰都无法承受，他们的婚姻只好以散伙告结束。
这就是活在当下的人们。
小说中的莎拉虽然得到了好心人的帮助，熬过了二战，长大成人，甚至结婚生子，但是壁橱里身躯蜷曲、脸蛋发黑的弟弟成为她心中驱之不去的阴影，这痛苦的记忆折磨着她，最后她绝望地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说中的女记者朱莉娅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莎拉，因为莎拉活在她的记忆中，她无法忘记。或许小说作者以此告诉读者：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她要活在我们中间。
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常常会进入到小说的角色之中，（理性的人会嘲笑看戏落泪替古人担忧的庸人自扰，但是文学阅读恰恰就是借助这种移情效应。）我想：莎拉的痛苦搁在谁身上能承受得了呢？若人的现世就是全部，那么痛苦带给人的只有绝望，而死亡就成为最好的解脱方式。面对这样的痛苦，中国的古代圣贤教育我们为尊者隐，为长者讳，不要什么都说出来，这就像西方的家长面对血腥场面时会掩住孩子们的眼睛一样，因为没有人能扛住这历史真实的重创，于是我们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残酷面前失语。但是不面对并不等于不发生，于是残酷的历史就一次又一次上演…启蒙主义者教育我们要正视这瞒和骗的历史，但是正视之后呢？就如鲁迅先生所言，叫醒了那沉睡中的人却只是告诉他他要死了，这是不是一种残酷？告诉人们历史只是比我们知道的更血腥，更丑恶却不告诉人们出路，是否会让人们变得更恶毒更凶狠？
当我上网查找有关巴黎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的相关资料，看到直到1962年二战才进入法国课堂教学，1995年希拉克出任法国总理，才代表法国人民向当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忏悔认罪。2005年一部以当年的赛车场事件为主题的电影《大围捕》在法国上演，但是获得反响并不热烈，媒体评价是：“审美情趣平庸无奇”。这就是今天的欧洲。
当我重读《莎拉的钥匙》时，我一边读一遍感慨：莎拉，你那时候至少还有那个拉小提琴的音乐老师大声喊出：你们不能这样做；还有医生护士自发组织争取去赛车场照顾被圈禁的犹太人，有善良的妇女从路边扔过来一块面包，有良心未泯的警察放了你一条生路…人性之光如此微弱，不足以温暖黑暗绝望中的你，却让正在阅读着的我能喘过一丝气来。但是，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发生在我的身边，又会怎样？轻轻叩问，听到的只有漫无边际的死寂…
我们中国人习惯将自己打扮成历史的受害者，我们公开发表的书写都是受害者的书写，却少有人像《莎拉的钥匙》的女作者那样追问每一个个体在这个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常常奇怪在中国人的笔下几乎是十亿人民在受害，可谁是那施加暴行的人呢？没有。法国人称他们自己对待不光彩的历史是“矢口否认、缄默无言与故弄玄虚”的复杂态度，我们中国人呢？看看我们那些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和小说，看看我们文学作品中那些反右、文革…我们有什么可抱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心存偏见呢？
《莎拉的钥匙》的作者在小说中还借人物之口说：没能找到一个当年的警察，采访他执行那样的任务是什么心情，想到过什么，经历了些什么，是个遗憾。这遗憾是文学的，也是现实的。集体承认过失是容易的，个体承认自己的罪过是困难的；抽象地承认自己并不那么无辜是容易的，具体地承认自己犯了哪些罪责是困难的。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连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都能以自己需要吃饭为由叫喊冤屈了，还有谁会认为自己有罪呢？
莎拉的钥匙象征着开启历史的真实和生命的存在，然而谁能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谁又能给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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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的钥匙》，［法］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