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从国家与日常生活关系的角度来看，1949年9月27日可能是对形成当代中国人的纪年观念影响最深远的一天。在这一天，中国大陆的执政者们正式采用公元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纪年方式。虽然中国最早正式使用公元纪年是在1912年的1月1日，但当时以及后来迁往台湾岛的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同时使用民国纪年。
初看起来，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时间的角度，纪年方式的改变无非是度量时间方式的更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纪年方式的变化只是中国从所谓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这个标志不过是中国面对欧美的兴起作出诸多改变的结果之一。
然而，纪年方式的改变却不仅仅是关于形式上的时间，更与度量时间的基准有关。这个改变后的纪年方式与传统中国的天地观念（天干地支）、农业作息（农历）以及特别是国号和执政者的年号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人在计算时间的年轮上不再主要以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日月、经济生活的规律以及国家和执政者为基准，尽管干支和农历还是中国人生活中常常使用的计时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基准换成了什么？《现代汉语词典》大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的第一部汉语普通话词典。在2005年的第5版中，“公元”词条的解释是：“国际通用的公历的纪元，是大多数国家纪年的标准，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我国从1949年正式规定采用公元纪年，同时继续保留使用农历。”
如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这个基准换成了“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与中华民国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同时以自己成立的那一年为基准计算年份，而是以 “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国家纪年的参照。
如果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也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的党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纪年方式没有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时或共产党最初在欧洲成立的时间而是以 “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基准就显得很有意思。
当然，这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在选取时间的基准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国家习俗和国家政治的因素，而是更多地顾及国际通用带来的方便。毕竟，比如公元1949年或公元2013年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在字面上表现出是 “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而“公元”这个词所依据的英语“Common Era”或拉丁语“Vulgaris Aerae”，意为“共同的时代”，也没有直接说出这个共同的时代以什么为起点。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并存的世界，“公元”的确有利于人们在国际间的交往。
不过，无论是拉丁语还是英语的“共同的时代”或“公元”，其实都是相对晚近的表达方式，大约出现在17—18世纪的欧洲。在这样的词语之前，早就有一个词语在欧洲流行，这就是拉丁语“Anno Domini”，最早出现在6世纪的欧洲，直译是“主的年份”，而这是“Anno Domini Nostri Iesu (Jesu) Christi ”的缩写，意思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直至今日，这个词的缩写“A.D.”以及与此相对的“Before Christ”（基督之前，拉丁语是Ante Christum）的缩写“B.C.”仍然是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表达方式。
相比“共同的时代”或“公元”，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或“主的年份”直接说出了这个度量时间方式所依据的基准或者时间的归属。如果仅仅是为了方便而不顾背后的根据，人可能处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中。不仅如此，在这里，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可能产生的结果会很不相同。无论是说公元1949年或公元2012年还是更简便地说1949年或2012年，使用这个便利的人其实都是在以耶稣的诞生为基准度量自己和所在世界的时间，并且以此记录与这个时间相关的一切。如果这里的基准——耶稣的诞生——是一个仅仅专门方便人使用的传说或符号，以此基准计算的时间也就是个没有多少含义的公共标准而已。
问题是，对世界上的很多人，无论耶稣还是耶稣的诞生都不是仅仅专门方便人使用的传说或符号。对他们来说，耶稣是如 “Anno Domini Nostri Iesu (Jesu) Christi ”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所说的，是“主”（Dominus，所有格是Domini，意为“主的”），意思是主人、统治者。如果根据记载耶稣的《圣经》，耶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人或统治者，而是创造人和宇宙万物的神，是降卑为人、拯救人的神，也是让万物运行、治理一切的神。正是那些认耶稣为主的人将道成肉身（ “道”在圣经新约原文中音译是“逻各斯”，意思简单说就是“神的话”）的时间作为纪年的基准，将耶稣降生为人的那一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在之后的每一年都是“主的年份”（A.D.），之前的每一年就是“基督之前”（B.C.）。也是那些认耶稣为主的人，听从耶稣的呼召，将耶稣告诉他们的关于耶稣创造、拯救、治理的前前后后分享给世界各地的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耶稣降生为人作为度量每一年时间的基准才逐渐被世界各地很多人所接受。
在这个意义上，以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虽然成为世界上最通行的纪年方式，这个做法在创立的时候却不仅仅为了使用上的方便，更是为了提醒世界上的人，年复一年的世界历史到底以什么为坐标系。当然，按照《圣经》的记述，耶稣在差派他的门徒“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时，并没有明确告诉他们以他的降生为人作为纪年的基准。耶稣只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太28：20；徒1：8）因此，在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之后最初的几个世纪，即使是被称为基督徒的人群当中，也没有普遍使用类似 “主的年份”这样的纪年方式。那时，人们可能使用所在罗马帝国的年历，每一年以当年执政者的名字命名，更加正式的是以罗马建立的时间为起点。在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当中，有些根据《圣经》的记载将纪年的基准定在他们推算的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到了4世纪，有些基督徒以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约244—311年）开始执政的284年为纪年的起点，以记念在这位罗马统治者当政期间殉道的基督徒。
一般认为，是一位被称为小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约470—544年）的基督徒在525年首先正式使用了以道成肉身的时间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当时，小狄奥尼修斯接受罗马主教约翰一世（John I，约470—526年）的邀请，为以后将近一百年当中每一年的复活节——记念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经历埋葬然后复活的日子——计算确切的时间。他认为那时流行的戴克里先年历是在记念这位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就改用道成肉身的时间作为纪年的起点。但是，这个纪年方式并没有在此后的欧洲立即流行起来。直到被称为“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Bede，约672／673—735年）在撰写《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时才首次以耶稣的诞生作为记录历史的纪年基准。到了15世纪，受罗马公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也译为罗马天主教会）影响的西欧都采纳了这个纪年方式。受东正教会（East Orthodox Church）影响的东欧在18世纪才开始将“主的年份”与之前一直采纳的以他们根据《圣经》推算的神创造世界的时间为起点的纪年方式并用。
二、
这样看来，“主的年份”不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采取的纪年方式，而是基督徒为了记念他们所信的主而作的见证。从耶稣说的“作我的见证”的角度，这算得上听从耶稣讲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许小狄奥尼修斯当初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关于耶稣的见证竟然在辗转了一千多年后成为全世界最通行的纪年方式。这包括了在很多没有认耶稣为主的人们当中。如果以国家而论，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在1949年，中国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大约有三百万人，只占当时全国人口四亿五千万的0.6%。在1912年，这个比例更低。即使在基督徒之中，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及1912年或1949年的时候，可能并非所有人都会意识到这个纪年方式跟作耶稣的见证有关。但无论意识到与否，以耶稣降生为人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已经在近百年间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百年当中，中国人计时方式的改变还不仅体现在纪年上。一周七天和星期日（后来还有星期六）休息的方式是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才有的生活节奏。这个节奏也与“主的年份”中的“主”有关。在《圣经》的旧约里，神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创2：1—3）在《圣经》新约中，耶稣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太28：1；可16：2，9；路24：1；约20：1，19）。前者成了以色列人安息日的来源（安息日是星期六，对以色列人来说，星期天是每周的第一天，星期六是每周的第七天），后者则是基督徒在星期天聚会敬拜上帝、记念耶稣复活的依据，被称为“主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礼拜天”。另外，英语中的“假日”（holiday）源于英语的“圣日”（holy day）。“圣日”出自“定为圣日”，原义是“将这一日分别出来”。
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和移民各地的基督徒将这个一周七天和星期天聚会敬拜上帝及休息的生活方式带到世界的很多地方。中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采纳这个方式是在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年）曾建议当时的清政府在中国实行星期天休假制度。赫士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校长。这所高等教育机构是1882年升格为大学的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后来与其他几所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合并发展为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齐鲁大学被肢解，并入山东大学及其他几所院校。赫士的前任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1836—1908年）既是登州文会馆及前身——1864年在山东登州（蓬莱）开学的蒙养学堂——的创立者，也是后来流行的《圣经》汉语白话文和合本的翻译委员会主席。
在登州文会馆之后，赫士曾经接受袁世凯的邀请短暂作过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后来的山东大学）——的首任总教习，这所大学从1901年建校开始就实行周日休假。但由于不能接受那里敬拜孔子的做法，赫士很快辞职。到了1919年，赫士又因信仰和管理上的分歧从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的位置上离开，创建了有 “中国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之称的华北神学院。在1952年，华北神学院同样遭到肢解，并入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不过，赫士关于周日休假的提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采纳。从1902年到1911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从学校到政府各部门陆续实行星期天休息的制度。在此之前，中国人有比如旬假——每十天休息一天——的习俗，但并没有像中国在此之后推行的周日休假那样固定和普遍。
显然，中国接受一周七天和周日休息的制度跟采用公元的纪年方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看起来是欧美主导的国际惯例接轨的结果。即使在1949年以后，基督教会遭到迫害，欧美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中国的新政府也没有取消这个跟《圣经》和基督信仰相关的作息方式。恰恰是1949年成立的政府将公元设立为中国最主要的纪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而且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个政府在70年代末出现了变化，开始实行与自我封闭大体相反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考虑到中国在19世纪中后期之后直到如今的历史，与看来是欧美主导的国际通行的方式接轨大约已经成为中国最近一百多年以来的走向，当然这期间的情况非常复杂，封闭与开放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三、
在这中间，有一个事实及其所处的背景也许值得重视。了解这个事实及其背景可能会有助于理解中国接受公元和周日的做法在更广大的时间维度和历史背景中的意义，也因此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公元和周日的实质。这个事实就是，不论实行的是封闭还是开放或者是两者都有的做法，在1949年的中国开始执政的这个政党本身已经不是来自传统中国，虽然这个政党在各种具体的想法和做法上可能还在继续传统中国的某些方式。另外，这个事实所处的背景同样重要。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在欧洲和现代世界的历史，人们可能会发现，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些欧洲人以及后来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对他们看到的在欧洲社会和世界上的不公现象进行批判的结果。虽然在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内部各个派别的想法和做法又有不同，但大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看来最优秀最先进的人可以通过他们看来最优秀最先进的想法和做法在世界上实现公义，相信人能够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这与并非来自欧洲但在欧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圣经》中的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
不过，如果追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在欧洲的起源，人们会发现这两者与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的某些外在形式有些相似之处，虽然后两者与前两者在实质上有天壤之别。考虑到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对塑造欧洲人的世界观念和生活方式起到过重要作用，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的两位作者——德国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都出生在至少形式上有基督信仰的家庭。他们都在小时候接受过洗礼。等到长大成人，他们走的路跟他们的父母和祖辈们已经很不一样。
当26岁的恩格斯在1847年6月和10月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初稿时，当时两份草稿的名字分别叫做《共产主义者信仰告白草案》（Draft of a Communist Confession of Faith）和《共产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Communism），写作遵循的都是当时及之前的欧洲教会常常使用的要理问答（catechism）形式。马克思与恩格斯最终合著的宣言读起来则有《圣经》开篇的影子。在《圣经》的开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创1：1—2）而《共产党宣言》的开始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纲领。这个同盟成立于1847年6月的伦敦，是由两个组织——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或League of Justice）与共产主义者通信委员会（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并而成。参加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主要是旅居国外的德国手工业者。在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作为共产主义者通信委员会成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邀加入正义者同盟。在合并之前，正义者同盟这个组织的口号为“人人皆兄弟”，目标是“基于爱邻舍、平等和正义的理念，在地上实现上帝之国”。在合并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口号改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另外，在共产党的信仰学习和组织管理上起到重要作用的共产主义小组与基督教会的小组聚会有形式上类似的地方。
当然，不同的地方更加明显。共产主义者在小组聚会时不像基督徒那样敬拜神和学习《圣经》。共产主义者的小组是政党组织，而基督教会的小组是信仰群体。这也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与《圣经》内容和实质的不同上。根据《圣经》，上帝之国或完全公义的社会或完美的社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正如耶稣所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属神的人“不属世界”（约17：14）；属神的人之所以不属世界，是因为神将人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就如神将第七日分别出来，“定为圣日”（约17：19；创2：3）；属神的人是被耶稣差派到世上作关于耶稣的见证（约17：18；徒1：8），属神的人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利25：23；诗39：12；来11：13；彼前2：11）。而《共产党宣言》认为，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虽然基督教战胜了古代的各种宗教，但基督教思想却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了；相比之下，“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有意思的是，就像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无论使用暴力与否，《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及其后继者们并没有“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也没有获得整个世界。在共产主义者普遍采纳的“现存的社会制度”中，就有以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和一周七天及周日休息的惯例。甚至在《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中，纪年方式依然以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作为基准。虽然小狄奥尼修斯当初通过计算得出的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后来被认为是有几年的误差，《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却也照旧使用。而在《共产党宣言》之后，人们可以看到这个宣言的后继者们不仅没有 “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反而在各种形式的改革中恢复了《共产党宣言》明确要消灭的制度，比如跟共产制或公有制或国有制相对的私有制。
同样有意思的是，《圣经》也提及获得整个世界，而且还谈到怎样获得的问题。在《圣经》中的一处，魔鬼（原义是“控告者”）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获得整个世界的做法。这是在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示”耶稣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的回答是，“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 （太4：8—10；路4：5—8）从耶稣跟撒但（原义是 “那位敌对者”或“那抵挡者”，魔鬼的另一名称）的这段对话中，人也许可以看得出，追求世界跟敬拜上帝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取向。无论是想获得整个世界或部分世界，都是在追求世界，或者归根到底，是在追求自我，而这很可能不仅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是其后继者们的想法。人对世界或人对自我的追求常常是情不自禁或身不由己的，尽管意愿上是要寻求真理或实现公义。从耶稣与魔鬼的对话，可以看出，即使是降生为人的耶稣，也要面对这样的试探。事实上，按照《圣经》的记载，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太4：1）耶稣对魔鬼的回应显示，即使想赢得世界，“俯伏拜”魔鬼也是无济于事，因为上帝才是主宰，虽然魔鬼在《圣经》中被称为“这世界的王”或“这世界的神”。（约12：31；林后4：4）
另一方面，如果人在追求世界，人看上去也许会得到眼前的世界或世界的一部分，其实是在“这世界的王”或“这世界的神”的控制之下。而耶稣对他门徒说的话表明，人若在“这世界的王”或“这世界的神”的控制之下，就“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就是追求人所想的，也就是追求世界或追求自我；体贴神的意思就是追求神所想的，也就是追求神。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取向导致的结果也截然相反。追求前者的灭亡，因为即使世界也要灭亡；追求后者的得永生，因为神将从他而来的永远的生命赐给跟从他的人。（约一1：17）
四、
如果考虑到这个角度，恰恰在一个以追求世界或追求自我为主要潮流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中，以耶稣的降生为人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和以上帝的创造与安息并且耶稣的复活作为每周作息依据的生活节奏就显得与众不同。这个与众不同跟神将第七日分别出来的“定为圣日” 以及神将人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如出一辙。从这个角度，公元和周日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提供的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目前的大部分中国人日常生活所体现的维度。形式上，公元和周日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人接受以看来是欧美为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的结果，无论是被动或主动的接受还是两者都有。实质上，公元和周日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不再局限于传统与现代、东方还是西方、民族国家、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中，原点不再是国家、世界和人，而是作为创造主、救赎主和治理者的上帝，人也不再属于自己、国家和世界，而属于上帝，虽然人与自己、他人、国家、世界的关系依然存在。
如果公元和周日的实质——“主的年份”和“主日”——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那就可能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心开始不再是自己、国家和世界，而是创造人和宇宙万物、为拯救人而降卑为人、护理天地万有运行至今的主宰。如果以《圣经》作者的眼光，这个形式与实质的差别，表面上可能是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归根到底却是死与生的问题。这个生活中心的改变，不意味着人对自己、家庭、社会、国家、自然、宇宙万物的视而不见，也不意味着上帝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而意味着，人开始认识到人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人不仅得罪了人，更是得罪了创造人的神；人不仅在破坏自然，更是在破坏神创造的美好；人不仅不能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人自己就是这问题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人也就可能开始向神寻求，开始认识神，开始看到神的形像，开始明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1：27）意味着什么，开始思想神为何降生为人、为何“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开始体会“不属世界”却又不“离开世界”（约17：14—15） 是怎么回事，开始透过以神为中心的眼光，学习重新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一切。
如果以《圣经》作者的眼光，无论是欧美的兴起或衰落、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或分解，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欧美之外世界的变化或不变都是在一个更大的时间维度和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即使从地理方位的角度，无论是《圣经》还是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都不是从欧洲和美洲进入到世界历史的，而是从西亚扩散到欧洲和世界各地。虽然《圣经》、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过去一千多年的欧洲文化，《圣经》、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却不属于欧洲或西方，就像不属于西亚和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即使是相当程度上受到《圣经》、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塑造的欧美社会，也产生了很多以追求世界或追求自我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的观念和行动。正是由于欧美在近几百年的兴起和对世界各地的影响，这些观念和行动造成的伤害波及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
如果以《圣经》作者的眼光，这一切不是以西方或东方或人类或世界为中心的时间和历史，而是神所应许的时间和历史。在这个以神为主导的时间和历史当中，神让大多数还不真正认识他的国家接受了以他为原点的时间和历史的坐标系不仅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到如今也似乎更明显了。这就像《圣经》旧约记载神向埃及法老说的，“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出9：16；罗9：17），也像耶稣在《圣经》新约中所宣告的，“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12：31—32），也如曾经与耶稣为敌却被耶稣改变的使徒保罗所作的见证：“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西2：16—17），“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 （罗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