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之死 文/王友琴

潘光旦,1899年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13年入清华学校,因运动受伤截去一腿。1922年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象,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

一、四个词概括的一生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危。那时正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第二年。他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批判斗争”对象,被编入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不断受到侮辱甚至殴打。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击之外,他本来腿有残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长期“斗争”,对他来说在体力上也分外难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t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是succumb。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时代,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连进去,陷入牢狱甚至灭顶之灾。只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这段对话说了出来。后来笔者从潘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

屈服,投降、活命、灭亡,这四个S的说法,相当震动人。这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经留学国外,精通英文,因此他才会用一组英文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但这样的表述绝不是一个懂英文的中国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一个他这样身份和经历的人的内心深处的思考。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后得到“平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这种震动更来自这个说法和历史事实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刻薄的牢骚,而是对一大批学者的人生经历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描述。这四个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一旦说出来也就显得特别。

关于潘光旦,在他去世23年之后,在文革结束14年之后,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

潘光旦 :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这一词条,至少遗漏了两项重要的事情。一项是他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被当作社会的“敌人”。一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着残腿,长期在校园“劳改队”中被强迫劳动,到他病重身死的时候,他的身份也还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没有说出他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被政府取消,他的离开是强制性质的,而不是学者们通常会有的更换学校和研究机构。

这样的简历能告诉读者的,好像是一个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异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国度的学者生涯没有太大不同。读了这样的小传,人们绝不会想象传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个S来描述他的生活和死亡的。

本文回顾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学者,是怎么从20世纪50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来到了在文革中的全面灭亡。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写明出处。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则来自笔者的调查。笔者的调查,包括阅读大量的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

二、屈服与活命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潘光旦写了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曾经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有近万字长,把他的父母、师长、同学、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统统都陈列出来并且逐个加以否定。 “检讨”到了这样糟塌一切的程度。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获通过。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教授金岳霖也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象之一。金岳霖的长篇检讨题为《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也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比潘光旦的更进一步,在批判父母师长和自己之外,把他教过的学生也在其中批判了。除了在学校里由教研室到系到全校范围层层作检讨,一批教授的长篇“自我检讨”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省市的报纸上,内容都类似。这些“检讨”中形容词也达到了很高的级度,有“腐败”“反动”“丑陋”等等。通过这样的做法,把“知识分子”向全体人民示了众。

这样的“自我检讨”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写了这些吗?笔者已经不可能采访潘光旦本人,也不能获准查阅当时清华大学的档案纪录。200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记载极其简略,只有一个句子。相比而言,《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对这个“运动”的过程还作了一些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检讨是如何作出来的。

据说潘光旦在“反右派运动”中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响应号召”“提意见”。当时甚至有人说他是“揭了盖子都不跳”的人。显然,潘光旦经历了这以前的一系列“运动”,已经非常谨慎小心。但是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仍然被划为“右派份子”。他的同事吴文藻教授和费孝通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吴和费都是在西方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学者,由于“院系调整”而来到民族学院。他们先是专业被取消,然后又被一网打尽变成“右派份子”,“人民的敌人”。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提到潘光旦。在“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小标题下,文中说:“整风前夕,社会学界那班旧人马已在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四处串连之下,在北京碰了头,开了会。6月9日,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又开了一次关于恢复‘社会学’的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地方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先从北京上海做起。北京方面,在北京大学设系,由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另在人民大学设社会学研究室,由吴景超主持。此外,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社会学会,先进行社会学人员的登记。他们就这样划定了地盘,安排了位置,只等被篡改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公布’以后,便要袍笏登场。”

看来“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潘光旦的主要罪状。实际上,社会学系是在文革结束后才在大学里恢复的。

三、文革中的灭亡

文革开始,毛泽东明确指定的文革的打击目标之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就包括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文革中常常呼喊的一个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据说,这个说法是苏联作家高尔基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发明的。(见《让历史来审判》599页,麦德维捷夫,1989年增订本英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89)但是文革的实际做法是,不管他们怎么“投降”,他们还是得“灭亡”。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必入“劳改队”的人物。

潘光旦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为受伤而截去,平时走路要撑双拐。而且,当时潘光旦已经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这是为了对他们作体力惩罚,因为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暴晒就很难忍受,更主要的是,这是为了把他们示众,让来来往往进行“革命串连”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不准许。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一个曾经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残腿老人被折磨的画面。

1995年,笔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师胡寿文谈话。他说了一段非亲身经历绝对说不出来的小故事。他说,文革开始时他30多岁,是讲师。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里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斗争”。“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倒下,会遭殴打,被拳打脚踢。

潘光旦没有留下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作为一个腿有残疾的老人,在1966和1967年的“劳改队”和“斗争会”上,他受到的痛苦,仅仅身体上的,比赵一炳,比胡寿文,都更为深重。

文革后,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们,很少愿意讲出他们的遭遇。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实在是太痛苦太难堪太耻辱了。而且,不管个人怎么“认罪”怎么“检讨”,还是不能免于遭受种种肉体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他把中国的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为了“士可辱不可杀",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了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励人拒绝侮辱,以身成仁,所以采用了极端的说法,把拒辱和生命作为对比的选择。在文革时代,这样的情况变成了现实:一方面,文革当局就是在把人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受害者无法反抗,只有通过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已经无法再起激励人的作用。这位教师把它颠倒过来。他忍受了种种侮辱,活了下来。他的活着,只有用这样透着玩世不恭的口气的说法来支撑。他没有死,但是这样的道德格言死了。

尽管忍耐,尽管顺从,还是有很多人被害死了。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的时候被强迫喝了沟里的污水,吴兴华很快昏倒,当夜死亡。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他也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比潘光旦年轻22岁。

这就是潘光旦说的最后一个S,灭亡。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为无情更为不可逆转的了。

潘光旦的家被学生红卫兵抄了,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小间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十个月后,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在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保存起来。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印成了书。在中译名著中,论翻译质量,这部书是最好的之一。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说出了四个S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的三个S的对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最后,是彻底的毁灭。对他来说,是最后一个S结束了其他三个S。

回顾这一代学人的经历,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对他们的命运的写作变得非常沉重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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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爱思想”网站,限于本刊篇幅对原文有较多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