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看到一位在中国的印度留学生写中国印象，他说他最惊讶的是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是他们这些号称来自民主国家的人无法想象的，他看到中国人家中的女佣会和她的雇主一家人坐在同一个沙发上看电视，这在香港的菲佣，或者英国的管家以及他自己国家里的仆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当时看过之后我颇有些不以为然，心说这算什么，如果看到奶奶在我们家的地位，能吓死你。在我父亲的头脑中，奶奶是我们家唯一的劳动人民，所以，父亲会对我们这些孩子抡棍子，会对母亲动巴掌，却不会对奶奶说一句粗话。有的时候父母冲突厉害了，动起手来，奶奶就冲上去护着母亲，父亲马上就退避出屋外。
识字：奶奶的学前班
到我能进幼儿园的年纪，弟弟也已经快两岁了，大概出于经济的考虑，反正送我去幼儿园也还需要人看弟弟，而照看两个孩子也只是多支付五块钱的工资，所以母亲没有送我去幼儿园。后来到了弟弟三岁也能进幼儿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知道为什么革命首先就把幼儿园给革掉了，或许是幼儿园阿姨们起来造反，不伺候走资派1的狗崽子了，或许那些阿姨们自己的出身成分不好，自身难保，被遣送回乡了，反正我没能受到正式的学前教育，奶奶就是我的学前班。记得小时候刚开始学习超过10的加减法，我的手指头怎么也掰不过来了，奶奶在一旁看着大笑，奚落我“真笨：不是还有脚趾头吗。”奶奶教我一个脚趾头可以代替十个手指头，每过了10就勾起一个脚趾头，过了20就再勾起一个，这样我学会了一百以内的加减法，更主要的是我自然学会了进位和退位的概念，直到考大学，数学从来都不对我构成障碍。
我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受过很好的教育，拥有大专文凭，这在她那个人那个年代是很稀少的。因为结婚后随军的缘故，不得不丢掉了她的专业，当了一名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工作岗位的小学老师。母亲是能教全科的老师，不仅语文、数学、自然能教，美术、音乐也能教，但是她却从来没有教过我认字和算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认识字的，大概是先会背诵然后回过头来依着背诵认下了字。这背功都是来自奶奶。文革期间，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人人要过关的必修课，奶奶也要背，我就跟着背，后来不知怎么的，连老三篇2也能背下来了。
奶奶一辈子不识字，但是记忆力极好，听过的说书看过的戏文都记得清清楚楚，说出的话也常常是一套一套的，比如“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等等，等我长大了发现大多出自《增广贤文》，还有一些可能是说书人的定场诗。
奶奶一定是想识字的。在我认字之后上学之前，我曾经很得意地教奶奶认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四个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万万岁”。一遍又一遍，我念一句，奶奶就跟着念一句，照说念了这么多遍，应该能认识这些字了吧，至少“万岁’两个字不会陌生了，可是奶奶拿着课本读得溜儿溜儿的，一离开课本，还是一个字也不认得。后来我开始上学了，就不再教奶奶认字了，奶奶到底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
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给奶奶念信写信的任务就彻底归我了，信一般是写给她的儿子的：“文久吾儿，见字如面⋯⋯”写信的开头格式是奶奶教的，大概过去别人帮她写信就是这个格式，她就让我这样写，一直到她回到儿子身边。我从来都不记得她给女儿写过信，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女儿叫什么名字。
盗花生：乡土中国的伦理与道德
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
好死不如赖活着。
脸儿壮，吃得胖。
——奶奶说
山东自古称齐鲁，被视为礼仪之邦，源远流长。其实，齐鲁在文化上很有些分别的。真正的孔孟之乡属于鲁文化，在山东西部，而东部沿海地区周时分封给了姜尚姜太公，称齐。齐地近海产盐，古时盐是很贵重的，近似硬通货。齐国借海盐之利，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人也擅长经商，是最早开始商业经济的一群。齐鲁文化虽然互有影响，但是潜在的微妙区别就像燕赵同属河北却很有些不同一样，只有沉浸其中又跃出来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早些年蓝色文明，黄色文明之说流行的时候，曾有人说，如果春秋齐国就统一了中国，而不是后来的秦统一，中华文明的走向会完全不同的吧。奶奶的家乡近海，历史上属于齐国的范围。我从来没见过像奶奶那样坦然不打嗑巴儿地说出“盗”这个文绉绉的字眼的人。
因为人多地少，奶奶的家乡土地是很金贵的，很多在青岛、烟台、济南甚至南京、上海的山东人，做买卖发了财之后，还是要回故乡买上几十亩地，盖几间青石大瓦房，修个祠堂，建个学堂，捐桥铺路，心里才踏实。但是奶奶的村子里没有大买卖人，所以也就没有土地集中的大户。土地资源稀少，有限的土地除了自用的粮食之外，主要种植了更值钱的经济作物。那时候保证有人收购的是花生，奶奶说每到秋收季节之后，码头上麻袋摞了一垛子一垛子的花生，撂地铺开就雇人去壳，一麻袋几个铜钱，按约定称够了花生仁，多出来的可以带走也可以再换成工钱。那是冬天大姑娘小媳妇们来现钱的活儿。不过奶奶说有笨手笨脚的，把花生壳和花生仁混在一起，交不出足够分量的花生仁，连工钱都不够赔的。
乡里收花生不容易收干净，不管你怎么深刨，仔细翻土，还是难免会落下在地里。秋收之后，农民并不干涉别人在自家的地里找些落下的出产，但是有规矩，不能大白天找，那叫抢，只能在天不亮的时候去地里摸，摸到多少算多少，天亮就必须离开了，此谓之“盗”也。奶奶最擅长干的活儿就是“盗花生”。
一大早天还黑乎乎的时候，奶奶就和她的侄女也是她的好伙伴（她们年纪只相差半岁）一起去到事先看好的地块，两人顺着垄沟一手用小铲儿飞快地翻土，一手摸进翻起的土里划拉出花生。奶奶曾经自豪地告诉我。村子里的人都奇怪，不管别人翻过几次的地，奶奶和她的侄女总能再盗出花生来，而她们翻过的地，别人就不用费力气了。等到天大亮了，两个小姑娘一人着一个篮子回来，篮子里总是会装着大半篮子花生。看到的人没有不夸这两个姑娘能干的，还常常借机教训自己的孩子怎么就没有人家能干呢。
很多年后看到《圣经·旧约》规定以色列人不能将田角树梢的果实收干净，要留给没有田产的穷人和飞禽走兽，不禁想起我山东家乡人曾经保留的那一段淳朴的风俗和与礼仪道德交锋的小狡猾。不告而取谓之“盗”，是正名也，但穷乏者也该有活路，所以盗并不受鄙视，这是鲁文化的胶着与齐文化的圆通的结果吗？
奶奶常讲岳飞岳家军的故事，她最爱挂在嘴边的是岳家军的军训：“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军纪严明，不偷不抢，这就是老百姓判断一支军队优劣的标准了。舍生取义之举奶奶是敬佩的，但是似乎与她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奶奶更关心怎样活下去。奶奶讲三年灾害的时候没有粮食吃，她幸好在一个部队的疗养院当保姆，疗养院的食堂有足够的粮食，只是专供军人，而且许吃不许拿。奶奶的东家每天从食堂偷一个大馒头给奶奶吃。奶奶给我比划着，一个馒头足足四两，有碗口大，塞到搪瓷茶缸的底下压得紧紧的，出门时在检查的人眼前扣过茶缸敲着一晃，似乎是空的，就带出来了。那时候奶奶掌握了很多代用食物的烹饪秘籍，槐花、榆钱就不必说了，那是高档货，其次是榆树叶子，再其次是榆树皮，奶奶说滑滑的很好下咽。柳树叶子有一股苦涩味，必须开水烫过之后才能吃，否则难以下咽。地瓜叶子地瓜蔓也能吃，但是老了的地瓜蔓跟柴火差不多。奶奶常常感叹：“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好死不如赖活着”。至于“蓝桥抱柱履约守信”之类的故事3 ，在奶奶看是不值一提，迂腐不足取的。但是，奶奶在说到一些能喊能叫的人会多占便宜时，用“脸儿壮，吃得胖”，那话里分明还是有着嘲讽意味的。
别离：永远的悔
在我开始接触心理辅导的家庭治疗法时，辅导员让我们每个人画出自己不同年龄阶段最重要的人物关系列表，我发现我20岁之前的每个列表中都有奶奶。辅导员还特别用我的列表为例说明：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原生家庭成员不一定是父母亲，有可能是祖父母，也有可能是像我这样的，奶奶——一个老保姆。
是奶奶教我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客来要迎面起立招呼，请坐后要端茶倒水，沏茶要沏七分满，客走也要起立送到门口。奶奶认为女孩子必须会做饭，会洗衣服，会女红，所以从小我就被奶奶教导学习这些生活基本技能，七八岁我已经学会发面蒸馒头，到上大学的时候，自立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我教会了同宿舍女生勾花、织毛衣甚至裁剪裙装。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拿着一年生活费攒下来的钱外加暑假期间的生活费，买了一张去青岛的火车票，去看奶奶。奶奶住的是她女婿单位提供的一间小平房，就在风景如画的八大关的山上。奶奶还在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她每天要从家门口扫马路，沿武胜关路一直扫到海滨浴场。
住在奶奶家的第二天，我扛着扫帚和奶奶一起去扫马路，我听见和奶奶一起扫马路的那些大妈大爷们高兴地问奶奶：这是你北京的孙女来看你了吗？是考上北京大学的孙女吗？大学生帮你奶奶扫马路呐？我想那一刻奶奶的心里应该是满足的吧，那是我带给奶奶唯一的快乐。
或许就是因为我这次探望，奶奶在后来再一次和她的姑姐妹闹翻了之后再一次投奔了北京，只是这一次父母不再给她开工资了。
我曾经跟奶奶打过许多次保票，保证她的将来有我可以依靠。我曾经和奶奶憧憬，将来我结婚成家之后，就接她和我一起住，等我有了孩子，她还帮我看孩子。我曾经承诺，帮她找到她曾经看大的第一个雇主的女儿，她叫她大丫头。后来我想我的小名“丫头”应该是奶奶跟着大丫头叫出来的，小时候是叫小丫头的，后来大了才把那个小字去掉叫成“丫头”了，因为我发现我小时候的照片上有“真真留影”字样，“真真”才是父母给我起的小名，只是我从不记得谁这样喊过我。
大学毕业了，我有了理想的工作，但是没有房子，奶奶还是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我结婚了，有了房子，很小，而且结婚后不久我就申请参加中央讲师团到安徽去支教了，奶奶只能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讲师团回来，我又投入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很少回父母家，自然也顾不上奶奶。我总觉得时间还有的是，等我忙过这一段再说，忙了一段又有新的事情要忙。一天，母亲打电话，让我回来陪奶奶去看看病，奶奶总说她胃疼。
请了假用自行车推着奶奶去附近的医院，医生开化验单查血，化验结果等周五才能取。周五去取了化验单，转氨酶极高，医生让看肝炎门诊，还要等，到了肝炎门诊那天断定是肝炎，不能治，只能去传染医院看。生生拖了一个多星期，就跟没看一样白白耽误工夫。这一个多星期，奶奶的脸变得像橘子皮一样黄黄的吓人。每天奶奶都疼得直不起腰，只能顶着心口窝在床上。我那时还不懂得奶奶是个极要强的人，如果不是疼到忍不住了不会出声，我被她整晚整晚的唉哼搞得睡不好觉，心里还有些烦。还是母亲的同事给了母亲一个建议，打电话叫急救车送去安贞医院吧，听说这个医院比较好。
于是叫急救车。奶奶已经不能从楼上自己下楼了，我背着奶奶从四楼下到一楼，翻过冬青篱笆，下个台阶，送到救护车旁。弟弟在一边手足无措，不知道能干些啥，被救护车的医生很呲了几句，说他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让女孩子背老人？其实真的不怪弟弟，这倒是奶奶给他惯出来的毛病。奶奶总爱说我是姐姐，应该让着弟弟，天长日久，弟弟习惯了遇到重活累活都往后捎，见了好吃的都往前站；而我也习惯了凡事逞能往前闯，只为让别人看我有多能干。奶奶到底是山东人，更喜欢男孩子的吧，何况弟弟是她看着出生的。
救护车响着笛儿进了安贞医院，立刻有两个年轻的男大夫迎到救护车旁，一看情况马上招呼来担架车推进急诊室。两个大夫都是北京医学院刚刚毕业两三年的大学生，但是判断却极为准确，打眼一看说：这不是肝的病是胆的病，肝的病皮肤不会这么黄，这是胆汁回流到血液中的症状。原来其中一位大夫的姨妈曾经有过和奶奶类似的病症。于是马上安排做B超，那个时候医院B超是要排号预约的，奶奶已经排不起了，急诊大夫知道那天正好是本院医护人员查体，不由分说立刻要求加塞优先保证病人检查。B超结果马上就出来了，奶奶的胆总管上长了一个瘤子，把胆管堵死了，胆汁不能流进胃里只能回流进肝，造成转氨酶升高，胆汁的颜色随着血液遍布全身，造成皮肤泛黄。医生说肿瘤很可能是恶性的，而肿瘤生长的部位器官众多，几乎不可能切除，目前最危险的是胆汁回流会造成胆汁中毒，足以致命，所以必须尽快手术，给胆管搭一个桥绕过肿瘤部位接到胃里面。但是没有床位，我们只能回家等医院有了床位的通知。
好在安贞医院真的很负责任，住院部推迟了一个预约的慢性阑尾炎开刀手术，给奶奶解决了一张床位。住院的第二天，我去探视，发现奶奶已经被送进特护病房了。原来住院当夜奶奶突发高烧，生命垂危，来不及通知家属，不得不在没有家人签字的情况下，马上送进手术室提前动了手术。那时放疗化疗没有今天这么普遍，手术之后几乎没有任何治疗手段了，医生说，奶奶还有大约半年的存活期。
奶奶的儿子女儿都来了，然后接奶奶回了青岛。
大约就是半年的光景，我正准备去海南岛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母亲告诉我说，奶奶的儿子打电话来，奶奶不行了，医生说大概就是这几天了。母亲问我，你有没有时间代表我们去青岛看看奶奶？我实在想去海南岛，那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难得，何况我此行还肩负着给春节晚会采访录音的重任，一旦换人必须一一交代，很麻烦，所以我抱着侥幸心理，心想或者等我开会回来再去也来得及？在父母的概念里工作历来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一说要出差，父母就无二话了。母亲问弟弟，弟弟更不屑一顾。等我从海南回来，得知奶奶已经故去了，我们家没有一人到场。多年后，多少品尝到了一点人情世故，再想起奶奶，不免隐隐地抱怨父母，或许你们态度坚决点，我就回去看奶奶了。不过我马上意识到我是在推卸责任，我在逃避内心中的控诉。
今年秋天，离别三十多年后我重回青岛，特意去见了见奶奶的儿子，他都已经退休好几年了。我得知我的记忆有误，奶奶不是诸城人，是胶州人，那里人说话总是在句尾带个“开”音，被人戏称为“胶州开”，不过奶奶到了青岛很快就改变了她的胶州口音，她不认为自己是胶州人。奶奶最终还是被送回老家胶州安葬了，同她一辈子都格格不入的三个姑姐妹葬在了一起。我和奶奶的儿子聊了许久，得知他的岳母居然还健在，已经102岁了，就想奶奶如果活着是否也该是这个岁数？奶奶走的时候刚刚70岁。我看到奶奶的亲孙女，她淡淡地向我点点头就出门忙工作去了，我就想奶奶病故之前她应该已经出生了吧？不知道她对奶奶还有印象吗？我们甚至聊到了奶奶唯一的亲孙子在高中时因为救同学溺水而亡，当时在场的八个男生都认了奶奶的儿子作义父，老人的生活很得这些干儿子的接济。时间已经冲淡了老人的丧子之痛，老夫妻脸上是知足的笑容。我很想问问，奶奶是愿意相信我许给她的未来的吧？奶奶临终前是否想到我和弟弟，是否怨过我和弟弟——她一手一个拉扯大的孩子竟然都不来看她，她盼望我们去吗？她可曾有失望？
我没敢问。
1 “走资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缩语，俗话就是当官的。
2 老三篇是指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
3 “蓝桥抱柱”说的是书生尾生与姑娘相约在蓝桥下相见，半夜姑娘没来，但洪水突发，尾生守约，抱柱死等，被淹死了。这个故事最早记载在《庄子》里面，春秋世风，略见一斑。
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