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雪
最初接触到基督徒团体（那时叫团契）时觉得基督徒哪儿都好，唯一不喜欢的是基督徒们普遍的时间观念差，没有守时的习惯，这让我不太适应。（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我接触的基督徒在高校上学或上班的居多，而大学里面确实比较自由散漫，不太有守时的意识。我自己的不守时的毛病也是进入工作岗位后慢慢被纠正过来的。）比如主日聚会总有很多人是开始之后匆匆进门，如果八点开始他就八点五分到八点十分进门，如果八点半开始他就八点三十五到八点四十进门，哪怕是十点开始他也会是十点五分到十点十分进门，还有些人干脆就开始半个小时后到，直接听讲道了；再比如，每次组织营会或者郊游，总有人比规定的集合时间迟到半小时以上，而且还振振有词：“你们为什么不等我”；慢慢的，几乎所有的活动组织者都把约定时间通知成预计时间前半小时，留出半小时的迟到等人时间，不过这样对于那些每次都准时到达的人就意味着多耽搁半小时，再后来很多人又干脆把通知时间移后半小时视为开始时间，比如婚礼……
守时问题的背后是基督徒的守信问题。
前不久参加一次基督徒的大会，会议通知写得很清楚，大会全程不得录音、录像和拍照。但是会场上不少基督徒拿出手机拍摄视频或者自拍，即使大会组织者在会上再三提醒，屡禁不止。而且会后有人将私自拍摄的录像和录音整理的文字发布到网上，许多基督徒并不以为有问题，反而先睹为快。其实每一位参加大会的基督徒都应该视为你接受大会的约定才报名参加，但是不少人对于约定似乎并不那么重视，更多人用动机是好的，善的，为了传福音，为主做工，为弟兄姊妹的益处……来遮掩背约失信的问题。再比如基督徒翻印传播盗版问题，基督徒使用假发票逃税问题，基督徒在商业领域的欺诈问题……
前不久看到网络和微信转发一个帖子，大意是为什么西方人看重信用，中国人看重聪明。现象观察是真实的，当然归因可以探讨。就文化传统而言，中国文化也把守信列为“仁义礼智信”君子五德之一，孔子也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但是孔子自己就已经把道德品质区分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属性了，君子有君子的道德，小人有小人的道德，“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不过是底层人执着的小道德，而君子为了成就大的道义是不必太在意这些小节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孔子被蒲人围困，被逼盟誓绝不去卫国，脱困之后照样去卫国而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理由是“要盟也，神不听也！”被要挟下的盟约神灵不听，所以违约也不是个事儿。到了孟子干脆就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越到后期道德越成为下对上的责任，忠臣孝子义仆节妇；而上对下几乎只有权力没有了义务，更不必说超越社会身份地位的普遍性的道德要求。上行下效，一个社会的上层不必遵守的道德也不会成为社会的普遍道德。于是聪明更实用，更快捷，更有效，也更被我们的文化所推崇。
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并不否认社会阶层的客观存在，更认为一切都应该有次序，规规矩矩按照次序来行，但是我们知道在社会角色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更基本的角色，那就是我们是被上帝造的，在造物主面前我们这些受造者是平等的，道德的一切美善都来自上帝，守约诚信是因为上帝的品行和他的喜悦。因此道德不是分阶层的，而是超越阶层的。若我们将守约守信放在这个层面，而不是功利的层面去思考，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而内化为行动的动力了。
不可否认，西方文明建立的信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违约失信的成本太高，从而促进了人们养成守约诚信的习惯，而在我国目前守约成本太高，而违约成本很低，也刺激人们违约背信，寻找捷径省力生财。因此在当下，守约就意味着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花更多的钱买正版，交更多的税，花更多的时间提前出门，甚至等待那些迟到的人……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十字架，恐怕天天都有背十字架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