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上学记之四:经史交织

文/婴孩

 

今年五月份,上了苏炳森老师的“基督教与西方哲学史”,十月份,又来华西上课,周三晚上,正好赶上了苏老师家每月一次的爱筵,一边品尝大盆的冒菜,一边和苏老师聊天,他问我来上什么课,我说来上“基督教与世界史”,他说:“你这就上全了!”,我说:“是啊,我也想,学了哲学,要学历史。不过,历史和哲学到底什么关系啊?”他说:“历史是把哲学演出来,我和王怡牧师总结了一句话,‘圣经为经,历史为纬’,以前的经就是哲学。”

苏老师的回答,让我想到范泰尔的话:“要解释历史事件,必定要引用历史哲学。然而,历史哲学也是整个本体论的哲学……在辩护基督教‘有神论’的根基时,几乎是在倾全力从事哲学的辩论。‘护教学’必须在‘历史证据’领域得胜挺进的掩护下发射大炮,才能保护战果。简言之,护卫‘基督教有神论’,有其历史层面,也有其哲学层面。”看来,哲学与历史,确实是彼此相依,经纬交织,这次上学记,就把两堂课放在一起,“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吧。

哲学: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基督教与西方哲学史是苏炳森老师授课,他特别强调,是苏格拉底的苏。来上课的学生,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的都有,苏老师说:“年青人不适合学哲学”,这句话激励了我们这些不再年青的人。苏老师有两个弟弟,四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弟弟都学了哲学,他们的父亲很无奈,觉得三个儿子像是出家当了和尚。上这门课的时候,苏老师的第四个儿子刚刚出生十几天,他在纠结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备选名之一是苏柏亚,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齐了。他白天讲课,晚上回家还要抱儿子,他抱歉地说:“如果不是因为看孩子太累,或许能给你们讲得更清楚些”。坐在底下的我,心想:哲学,能讲清楚吗?

这是苏炳森老师第三次教授基督教与西方哲学史了,三次课都听过的娄姊妹说,每次苏老师讲的内容都不一样,看来他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苏老师本科是学中文的,川大哲学博士毕业,他的求学经历,使他的讲课风格兼具修辞与逻辑,听他的课,并不枯燥,记得上过这门课的纪姊妹曾经这样评价:“终于听到用人话讲的哲学了。”。

为什么要学哲学?

苏老师一上来就带大家探讨“为什么要学哲学?”他引用了潘能伯格所著《神学与哲学》这本书导论中的第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对哲学的全面认识,人们就既不能理解基督教的学说如何历史地形成,也不能达到对基督教学说在当代的真理断言的一种独特的、有根据的判断。缺少了有哲学素养的意识,人们就不能恰如其分地——在向独立形成判断的过渡的意义上——完成从对《圣经》的历史诠释向系统神学的过渡。”学习哲学,有两个原因。其一,为了传承基督教的丰富的敬虔传统。自希腊之后,哲学与神学就是交织发展的,要继承并理解神学的历史地形成,就不可能避开哲学。在自教父们以来的基督教历史中,系统神学始终是在与哲学的争论中得以表述的。其二,神学具有时代性,哲学可以作为平台,使真理适切处境。哲学代表着当代的思潮,神学的回应,需要敏感于时代文化与人心,理解当代的哲学,是神学处境化的必经之路。不过,处理这个关系,有两种危险需要注意,一种是过于保守的基要主义,神学思想未被激活在时代处境中。另一种是陷入时代精神中,使理性的田地被时代思维所耕耘,而没有被信仰所圣化。苏老师还特别提到,在实践中,我们不可能从释经直接跳到宣讲,中间也是要经过系统思考的(系统神学),而这个系统思考也是和哲学以及当代思潮的互动。

哲学和神学是什么关系?

这门课是基督教与西方哲学史,所以苏老师讲完为什么要学哲学后,就开始给大家梳理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他引用了《神学与哲学》第一章“哲学与神学之关系规定的各种类型”来讲解。神学与哲学一共有四种关系类型:

一,神学与哲学对立。德尔图良曾经写道“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学园与教会有什么相干呢?”,中世纪的达米安枢机主教也曾提出:“神学家应当怎样利用哲学:首先他剃掉哲学的头发,亦即无用的理论;然后,他修剪哲学的指甲(迷信的作品),再后脱去她的旧衣服(异教的传说和神话),只有这时才拿她做妻子。但即使这样,她也必须依然是仆人,不是走在作为其主人的信仰前面,而是追随在信仰的后面。”对这段话的这种诠释,构成了中世界把哲学当作“神学的婢女”来对待的出发点。在神学与哲学对立这一观点的诸权威中间,经常被提到的还有马丁.路德,这是因为他关于理性在信仰陈述中的盲目性的判断,这些判断在理性是妓女的著名称谓中达到顶峰。不过,这些神学家尽管对于哲学言辞激烈,但都不是绝对拒绝、避免在神学中运用哲学。

二,基督教是真哲学。二世纪的护教家查士丁已经把基督教称为“唯一可靠的和有益的哲学”,既保管着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目标,也使每一个人有可能称为完善的和幸福的。教父们把信仰解释为智慧的真正形态,而哲学按其概念的词义,仅仅是寻求智慧。奥古斯丁也认为神学是真哲学,哲学中一切符合信仰的部分,都像是以色列人从埃及拿走的金银,可以为神学所用。把哲学扬弃在神学中,是基督教教父时代的典型。

三,神学高于哲学。在中世纪,神学知识与符合人类理性的知识被区分开来,后者是人类理性的“自然”知识,而神学的对象是一种基于超自然启示的学说。托马斯.阿奎那区分了自然与超自然,哲学被归为自然理性的范畴。在阿奎那看来,在自然和超自然之间,在哲学与神学之间,不存在任何对立或者矛盾,而是超自然的恩典成全人的本性,自然的理性是以服侍的方式指向信仰的。这种观点承认了“自然”思维可以不依赖于信仰知识而独立存在,结果就是自然理性不会乖乖地承认任何从外部给它设立的限制,它必然要维护自己的本质认识的自律和充足,拒斥启示学说高于自然理性的要求,在历史上,最终发生了启蒙运动与宗教传统权威的争辩。

四,哲学高于神学。这种观点是启蒙运动的特征,在启蒙运动中,理性自律的原则起而反对权威的信仰,自然理性与启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理性如今被用作判断宗教启示断言的权威标准。结果就是哲学关于上帝的自然知识高于神学,与中世纪关于启示和理性的等级秩序正好相反。

潘能伯格关于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四种关系,做了如下总结:哲学与神学对立的观点从未作为特有的历史立场扮演过一种独立的角色,而是始终仅仅作为要素出现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立场中;在把哲学扬弃在神学中的意义上把哲学和神学二者等同,是基督教的教父学时代的典型;而使哲学附属于神学,则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标志;把这种附属逆转为哲学高于神学,是启蒙运动思维的特征。

除了这些基本的问题,苏老师还梳理了从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哲学到康德、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史,内容杂糅了神学、哲学、教育学,我没能都消化,这门课上完之后,苏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感觉,大家说:“我知道,我一无所知。”老师说,这就对了。

历史:通天一梦古今同

基督教与世界历史的授课老师是来自长春的尉陈老师,他留给我们的课后作业是写一篇1500字的散文,我把作业分享出来,尝试用散文的方式来记录这位老师和这堂课,作业原标题是《一位历史老师》,友人建议改成《尉公子列传》:

他是文科男,自幼习画,喜欢素写的清丽,不爱水粉的油滑,朋友们说,他笑起来很像那个著名的“蓝胖子”——机器猫。“机器猫”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某景区设计桥梁,闲来无事的时候,他喜欢写写画画,被领导相中,调去策划部,工作内容是为景区“设计”历史,“设计”历史是有诀窍的,不能编有据可考的,最好是编“某朝某大人被贬的时候曾经途径这里遇到某女子”之类的故事,每当他看到景区的游人,在他编的“历史遗迹”边上合影的时候,他总是感到一阵深深的“虚无”,他觉得这种“脏活”不能再干下去了,于是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去一所大学教授“建筑史”。

他后来成了基督徒,信主后,开始苦恼自己的专业,“艺术源于巫术礼仪”,那么艺术在本质上就是有罪的,在基督教信仰里,艺术有其合法性吗?直到切斯特顿的《回到正统》出现在他的书架上,“艺术,确曾沦为巫术的道具,但那肯定是堕落后的光景,而非原始的光景”,不再完整的礼物也仍然是礼物而非瘟疫。他心头的乌云被切斯特顿驱散了,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与艺术》带给他更大的喜悦,“加尔文主义通过将艺术从教会的监护下释放出来,第一次承认了艺术的重要性。艺术作为一个行当,终于获得了自己的独立与自由”,他的心,也得了自由。

再后来,“机器猫”因为信仰原因被校方“赶”了出来,开始在满洲的一家长老会教会全职服侍,也致力于历史的通识教育。他的婚姻,如同清朝的皇帝,是满蒙联姻,今年三十出头,“春风十里不如你”的女儿出生了,小棉袄融化了他的心。女儿出生后两个月,他离家去讲两周的课,只能在朋友圈里诉衷肠:“想我炯炯有神的大闺女了”,然后再自责几句:“美国大片里,从来都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好爸爸,为了保护女儿,顺便拯救了世界。而东亚文化里,尽是些情怀远大的烂爸爸,为了‘拯救世界’,牺牲了自己的女儿。今天讲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感觉有点打脸,出差快两周了,很亏欠这个小家伙儿”。

他喜欢“芜杂”这个词,夏天的时候,他偶然路过小区里一个被人遗忘的池塘,其实,他书房的楼下,就是这个破败的小池塘,因为太破了,所以从来没人理会它。他发现,天长日久,芦苇、睡莲、鱼虾、乌龟竟各从其类,自发形成了一个芜杂、但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他感叹,在天父世界,人类不励精图治、不巧夺天工,就是最大的贡献了。

上大学的时候,他选修过“环艺景观设计”的课,节假日常在各小区观察景观设计,像贼一样地溜达,慢慢地,他发现几乎每个小区都有一条业主们自己走出来的路,有别于之前设计的路,走出来的那条路往往最便捷,弯弯曲曲的样子,也最美。“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他发现了“经验主义”的精髓,“不要被各种人间天堂的设计图纸所忽悠,不要被各种属世的光荣梦想所激动,尤其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须知好儿女志不在四方,让我们忠心做好身边的事,爱具体的人,委身于可见的教会。”

“机器猫”讲课不用电脑和PPT,写稿子也喜欢用纸笔,他说自己是科技白痴,出了一本书《墙垣边的人类》,出版社请他做直播,他请了麦老师来帮着解决技术问题,直播结束的时候,因为不会关视频,差点下不来台。但他看得懂《三体》,讲世界史的时候,可以信手拈来“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类比“文明季候论”,他说,文明的兴衰,如同熵在历史中的体现:封闭系统中的一切都将走向寂灭。文明都有三个季候:“希腊性”、“罗马性”和“埃及性”,希腊时期是多样的、城邦的、竞争的、有活力的,清新刚健的,当文明走向罗马时期,就趋于统一、辽阔,然后进入埃及期,文明失去活力,被外来力量征服。人类历史陷入这个循环,是因为“通天一梦古今同”,人的野心使他们总要建巴别塔,是因为上帝的护理和介入,才使人类没有受“熵”的支配走向灭亡,等到了救赎的来临。他喜欢用“死死生生”来形容基督教信仰,是基督用自己的死胜过了死,用他的生培植了生命,而所谓的保守主义,就是保守“生命”的秩序,在共同体的治理中,审慎克制,让万物生长,“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总去翻锅里的鱼。

他穿着短袖在成都十几度的室温中给学生们讲课,如同满洲骑士般“敬虔、朴拙、勇猛”,这也是他心目中基督徒的样式,“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在东北的雪夜里自拍的时候,他喜欢引用木心这句话,他就是我的历史老师,尉陈弟兄。

结语: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是两种风格,写哲学的那部分,理性;写历史的这部分,鲜活;刚好与两门学科的气质相得益彰,这或许也是我此次学习的最大收获:经史交织,整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