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梁晓景
父亲的愿景
1880年，江西九江一栋建筑物引发市民好奇。这是一家妇女诊所，本市的新事物，能提供剖宫术和切除卵巢囊肿。诊所的创办人，美国传教士女医生凯特·布什纳尔（Kate Bushnell），刚刚治愈了一位大官员祖母的恶性眼疾。口碑一出，有人慕名而来，其中之一是中国牧师石宅嵎。
石宅嵎原是一名乡绅，太平天国起义令他家产尽失，流落他乡，成了传教士的中文教师，后被按立为江西省第一个卫理公会中国牧师。他和妻子育有二男三女，其中一个儿子死于一次中医治疗事故，令他非常悲痛。
石宅嵎观察着妇女诊所的一切：乾净的诊室，新式的设备，外科手术器材，布什纳尔医生的神采……。这些与传统中医迥然不同，冲击着他的心。几十年来，中华帝国正遭遇一场勐烈地震，列强的坚船利炮、鸦片、西医、基督教，一切都在剧烈地嬗变。石宅嵎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想。
他很快拜访了朋友兼同事昊格矩（Howe Gertrude）女士——美以美会（即美国卫理公会）妇女海外布道会差派到中国的首位单身女传教士，也是九江儒励女子教会学校校长。她26岁来到中国，次年即收养了一个中国孤儿康爱德（Ida Kahn），教她英语和西方文学，带她去美国居住和旅行。 石宅嵎开门见山，请求昊格矩像教育康爱德一样教育他7岁的女儿石美玉，让她考取美国医学院，将来成为一名像布什纳尔一样的传教士医生。
昊格矩跟石家交往甚密，非常清楚石家对女儿跟常人不同，比如坚决不缠足，一点也不介意女儿将来的婚嫁，现在石宅嵎一心只想把女儿培养成一名传教士医生。虽然所在布道团不提倡对中国人进行过分的文化干预，昊格矩还是同意了。
插上翅膀
但别的传教士不以为然，作为校长，昊格矩明白教会女子学校的办学目标绝非把学生培育成医学专才，但她勇于突破。在她的坚持下，妇女海外布道会最终默许资助培养两个女孩成为医疗传教士。
石美玉(Mary Stone) 照片落款：Yours in His service
十年之间，英语、算术、代数、修辞、美国史、物理、拉丁文成为两个小姑娘生活的全部。她们明白，若要成功，就要无视中国同龄女孩嘲讽她们的“大舢板”（大脚）、戴眼镜、不施粉黛、同时要付出数倍于美国同龄人的努力。 昊格矩陪伴着她们，甚至牺牲去避暑圣地休假的机会，跟“女儿们”待在酷热的小屋里。石美玉曾写道：“户外野餐的幸福时光，同亲爱的老师、母亲一起散步谈心……这一切太珍贵了。”
1892年，石美玉和康爱德顺利通过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位于出席考生中最佳之列”，新世界的大门开启了。
她们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当时美国普遍漫着反华情绪，但这两个娇小生动的东方面孔，却引人喜爱，寄宿家庭里不时会举行一场谈笑风生的“小型中餐宴会”。然而“实验室可怕的恐怖”也曾使两个女孩从梦中惊醒，但她们却以优异成绩跻身毕业班前三名。这一方面证明了昊格矩对她们早年培养之成功，另一方面，这两个中国女孩也在有意识地证明：华人种族并非劣等。
1896年的毕业典礼上，石美玉和康爱德一改往日西式着装，分别以一袭粉旗袍和蓝旗袍精彩亮相。她们缓缓拾级而上，登台领取毕业证书。人头攒动，礼堂的气氛激动振奋，James B. Angell校长发表：“无谓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再也不要轻视中国人，中国人的本领不是我们能超越的）的感喟。
芝加哥医院的短暂实习结束后，1896年秋，石美玉和康爱德作为妇女海外布道会正式任命的传教士回到九江。她们刚下轮船就受到乡民的热情欢迎，鞭炮与人群一路护送到家，第三天她们就在一座简陋的房屋中接诊了。
发展与失去
石美玉行医的第四年，她那55平米，20张病床的小诊所已累积接待过一万多名病人。产妇、孩童、老人；天花、毒疮、狂犬病；癔症的、抑郁的、吞鸦片烟自杀的……。
凭借慈善、专业、服务和名声，石美玉和康爱德不仅赢得穷人爱戴，也逐渐赢得精英阶层的认可，被视为文明、现代国家的新女性典范。
一次，石美玉被邀请给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放足，而这姑娘小时曾嘲笑过石美玉的大脚。谁能想到，仅仅十几年，社会就天翻地复，原来缠足的女子，现在要把脚放开，才能跟得上那些游历四海、胸怀五洲的好丈夫。
这一年，一件幸运的事和一件不幸的事同时发生在石美玉身上。
不久前的一封信里，石美玉对她的资助者说：“我们的小诊所挤满了人……没有任何树或者遮阳棚保护它免受太阳的炙烤，到了晚上它就像一个烤箱……我们一直期盼着……建造一座新医院。”这个愿望很快得到满足。她的好友，芝加哥的但福德医生（Dr. I.N. Danforth）慷慨解囊，出资建立一所以他过世妻子命名的医院。
一座宽敞通风、拥有大量阳台和走廊的白色花岗岩建筑就这样落成，入口处竖着Elizabeth Skelton Danforth Memoriol Hospital（伊丽莎白·斯克尔顿·但福德纪念医院）的标誌。《华北先驱日报》报导它有“带天窗的手术室，玻璃和搪瓷的手术台……消毒室，含有蒸馏、杀菌等设备，还装备有……一台很好的显微镜、电池等。”要知道当时的九江还没有电力。石美玉欣喜异常，她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我们的新医院对我们的工作而言，是一种安慰和持续的鼓舞。”
但福德纪念医院
可是，就在家具搬进新医院的当天，所有女传教士突然被告知要撤离九江，因为义和团已经威胁到她们的生命安全。在北方各地，已有许多传教士和基督徒殉难。九江的义和团虽然受官方遏制没有大规模爆发，但石宅嵎在乡间旅行布道时，遭遇暴徒袭击导致重伤，不久身亡。
这是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颤。石美玉迎来了事业的升级，也遭遇了至亲的丧亡。在日本避难的她，哀悼着父亲，惦记着医院，思念着家乡，憧憬着平安。
从日本回来后，石美玉欣慰地发现，但福德医院完好无损躲过了暴乱。她于1901年12月举办了隆重的开业典礼并出任院长，医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格局。
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面临亡国危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彻底的西化改革才能力挽狂澜。一时之间，社会对西方文化、教育、医院、宗教的态度极其亲善。1902年，但福德医院诊治了7793名病人，1903年诊治12642人。此外，一些改革家开始探讨如何消除妇女积弱，发现女子教育是关键。 石美玉无疑是女子教育的成功案例。她与改革家一样深信，透过教育，中国妇女有能力成为国家强盛的力量，但她的思路更进一步：她深信基督教能真正改变妇女和中国。
1903年，石美玉的伙伴康爱德前往南昌开拓新事工，留她一人担起但福德医院全部重任。次年，在美国接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妹妹石安娜回国。与姐姐住在一起，共同事奉，负责管理女子日间学校，及妇女事工训练学校（Bible Women’s Training School）。石安娜患有结核病，身体虚弱，趁还有时日，要赶紧为上帝工作。
有妹妹负责学校教育，石美玉得以专注在培养女护士及医院同工身上。这些护士同工们以穷人女孩和寡妇为主，石美玉给她们讲授知识，提供实践机会，训练她们独当一面，让这些渴望在婚姻家庭以外寻找出路的底层妇女找到了改变社会地位的契机，也找到了实现价值的平台。在她们独立的同时，石美玉的重担被分担，医院实现了高效管理。
但石美玉没办法阻止妹妹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1906年春，穿戴乾净整洁的妹妹躺在床上，在大家围绕下，听到了天堂的美妙歌声。她对姐姐说：“我离开后，请你继续照顾她们，免得她们又变回软弱无力的模样。”
而这同样也是石美玉的心志。
改凶宅为福门
1911年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知识分子认为思想启蒙才是民族自强的根本，于是发起新文化运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成为家喻户晓的精神导师。
在追求进步的氛围下，基督教进一步发展，石美玉在中国和美国都愈加被人尊重。1907年，她因阑尾炎赴美手术，痊愈后进行了一次相当成功的募捐之行，无人不被她的演讲打动，而她“没有一次得不到她想要的东西”——包括枕头、床单、台灯，或是一台水泵。回国以后，她用募捐的钱扩建了医院侧楼和护士住宅，并为自己和同事胡遵理（Jennie V. Hughes）新建了一栋住宅。
美国传教士胡遵理于1906年来到九江创办诺立神道女校。石安娜去世以后，胡遵理成为石美玉的至交，两人终身未婚，像亲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共同收养孤儿。这段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医院和门诊不断扩张，护士学校人数增多。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引入更加先进的现代化西医，挤压了教会医院的生存空间。石美玉没有畏缩，她选择与时俱进，把学生送到胡遵理的诺立神道女校接受高等基础教育，设法增加了实验室物理、化学等科学课程，甚至不惜重金为实验室搞来一台“超薄切片机”。
毕业的护士显出更强的综合素质，她们到社区举办卫生保健知识讲座、在乡镇开设诊所、或者到海外进修。被誉为“中国护士之母”的伍哲英在石美玉的帮助下申请到奖学金，进入约翰·霍普金斯护理学院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各大医院炙手可热。
在1918年的工作报告中石美玉写道：“我们想帮助培训每一个学生，使她……为伟大的整体重建做一点自己分内的事。”显然，她对妇女的关注早已超越个人层面。
而她对医疗事工的视野也更进一步。
1920年，在作为妇女海外布道会的传教士医生24年以后，石美玉辞职了。她有了一个新计划：创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布道会，目标是培养中国基督徒在“自主的福音布道中”发挥更多主导权。
石美玉来到上海，在1921年以低价买下一片占地40亩，荒癈已久的大院。这个院子原是驻法公使的府邸，因有人自杀，成了远近闻名的凶宅，闹鬼的传言甚嚣尘上。石美玉买下它，给它取名“伯特利”。 “伯特利”是圣经中雅各逃难途中与上帝立约的地方，意为“上帝的殿和天的门”。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石美玉说：和雅各一样，我从九江到上海来，一无所有。雅各在伯特利立石，我姓石，我也立一块石，我就是那石头。
凶宅被改造成了伯特利教会，伯特利的“鬼”从未出现。
旧土地新生机
此后，这片土地焕发新生，十几栋房子拔地而起，有中学、小学、医院、护士学校、妇产科护理学院、员工和学生宿舍、礼拜堂、神学院、印书所……等。伯特利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传福音机构。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风潮遽变，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兴起“非基督教运动”，基督教被指责是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传教士主张只照顾穷人和病人的物质需求，不必关注他们的信仰。
但石美玉的想法不同。她认为，社会服务和福音布道紧密交织，不能割裂：“由于疾病是从罪恶、无知、贫穷和迷信而来，所以关于通过耶稣基督得到健康、自由和富足生活的福音信息，必须得到传布。”
1931年，“伯特利环游布道团”在伯特利礼拜堂举行差遣礼，宋尚节是其中一员。四年时间，布道团走遍全国133个城市，举行了3389场聚会，引领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甚至贪官、污吏、谋财害命的土匪罪犯都悔改信主。布道强而有力，神迹奇事频仍，所到之处，福音之火燎原。
在护士教育方面，石美玉立场坚决。她坚持圣经课为必修课，对不理解的学生说：“有许多护校你们可以去读，但在这所学校，基督教被放在首位。”结果，伯特利护士学校从开办时的26个学生，增长到30年代每年招生200名。
但福德纪念医院的护士们
毕业的基督徒护士把服务社会当作服事上帝的途径，她们进入内地农村，提供医疗保健和好消息，被称为“福音护士”。1928年，军阀冯玉祥甚至要求石美玉派遣护士为他照顾伤员，表明这些妇女已经完全突破性别和家庭束缚，成长为自主、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
基督教能真正改变妇女和中国，这是石美玉的信念。她用四十馀年的切身实践表明了立场。
1937年，日军轰炸上海，伯特利事工被迫中止，医院和学校被毁，孤儿院和神学院外迁。石美玉前往美国，和胡遵理一起定居在加利福尼亚，直至1954年辞世。
伯特利大院再次沦为废墟，但石美玉立下的“石头”没有完全湮没。抗战胜利后，伯特利医院在原址重建，后成为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而在香港、台湾等地，伯特利教会仍然履行着栽培基督徒领袖，兴办教育和传福音的使命。这块伯特利之石，依然在焕发生机。
主要参考资料及图片来源：
•Connie A. Shemo, The Chinese Medical Ministries of Kang Cheng and Shi Meiyu, 1872–1937: On a Cross-Cultural Frontier of Gender, Race, and Nation
•Burton, Notable Woman of Modern China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图片：Project Gut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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